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王幼孙

        祭文者，悼词也。从古至今，不论谁到西天极乐世界报到去了，都会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写一篇过去叫祭文，现在叫悼词的文章，然后主持人念念有词，对其生前的功绩狠狠地表彰一番。我们现在流行一句“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的话，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人“讳死不讳生”的处世哲学，对待生者可骂、可打、可辱，对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人活着，没有死，就给他写祭文，谁敢？但700多年前却上演了这空前绝后的一幕。

        在历史上“生祭”文天祥的人有很多，但出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一个28岁的年青人王炎午和一个57岁的老头子王幼孙。对王炎午当面“生祭”文天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据考证，王炎午并没有当面生祭的事实，真正当面对文天祥读祭文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王幼孙。

        1278年（宋祥兴元年）阴历12月20日，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漫山遍野的搜山元军俘获，忽必烈高兴的捡了个金元宝似的，下死命令：一定要把这个南宋军民的精神领袖劝降过来。但文天祥对他们的劝降举动只是晒笑。笑得他们手足无措，心里发毛。没办法，只好准备把他押送到首都大都（今北京）去，让最高领导亲自来做思想工作。

         南宋士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南宋被俘官员一旦到了大都，一般都会被高官厚禄打动，站到敌人一边。其他人可以，文天祥却是绝对不行？为什么？就因为他的身份--丞相、精神领袖。

        为了挫败蒙古人的阴谋，南宋士人空前地团结起来，劝文天祥快点死。怎样才能让这个江南的翘楚早点死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北上途中当着他的面来给他“读悼词”，开追悼会，寄托广大士子的哀思。一个人还没死，就亲耳听到别人给他写的祭文，那这个人不想死也难了，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

         王炎午（1252年-1324年）初名应梅，字鼎翁，别号梅边，江西安福舟湖(今洲湖)人。宋亡后，痛国家败亡，因宋属火德，号称炎宋，故改名炎午。尽管元朝的统治者，想方设法要他出山，但他终身不仕元。

         1274年（咸淳甲戌年），在他补中大学上舍生的时候，正是南宋朝危亡之秋。临安沦陷前夕，王炎午只身前往拜访文天祥，并变卖家产作为军费交给文天祥。文天祥正愁军饷没有着落，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很器重他，认为他的思想素质好、时事敏感性强、政治上可靠，马上授予他军事参谋的职务。

        跟随文丞相干了一段时间后，王炎午知道蒙古人的兵锋是挡不住的，南宋王朝覆亡是迟早的事。如期当俘虏，还不如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于是，耍了一个心眼，亲自到文天祥的中军大帐中，言辞恳切地说：“我父亲去世了还没有埋葬，我母亲又重病，卧床不起，需要我去伺候。”说完，就打道回府了。

         在押送元都燕京的途中，文天祥两次自杀未遂，绝食8日不死。当时不少南宋遗民中的忠义之士想营救他，期想他能再次逃出元军魔掌，重振旗鼓，领导南宋爱国人士的抗元斗争。王炎午知道，文天祥再也没有机会象上次一样逃跑了，于是就连夜起草了一篇1800多字的祭文，这就是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

         维年月日，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王鼎翁，谨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灵而言日：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甲科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俎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锵，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论者惊惶，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节选）

        王炎午不仅劝文天祥死，而且在行动上“迫”文天祥死。据清乾隆二十年刊刻的《吉州人文纪略》卷七记载，王炎午为了达到“劝死”目的，特把他的《生祭文》抄了100多份沿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怕文天祥看不清，自赣州至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地的邮局、船码头、宾馆旅店、民房墙壁、山坡，到处贴满了“字大掌”的“生祭文”。可谓铺天盖地，无处不见。

        由于元军看守得很严，王炎午当面给文天祥读祭文的计划落空。但王炎午还不死心，就在文天祥经过的赣州时，他在赣江码头设了祭坛，哭天抹泪地烧纸钱。还不过瘾，又尾随押解文天祥的队伍，赶到南昌码头，重新上演赣江码头的故事。可惜，始终没有见到文天祥的面。

        虽然连文天祥的面都没见着，但因为王炎午的举动符合广大江南士子的心愿，哭声代表南宋遗民的心声，使他的名声大振。江南士子以与他结交为荣。元朝政府派人找到他，他跑了；又找到他，他又跑了。总之，他铁心不为元朝服务。

王炎午始终不忘自己是南宋遗民的身份，为表明自己苦大仇深，他写了一首，也是他唯一一首“凭吊亡宋”的《沁园春》：　
　　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     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4年之后，当带兵灭了南宋王朝的张弘毅于1283年（至元二十年），自燕京把文天祥的遗骸运回庐陵时，同是这个王炎午，却转而痛惜文天祥死，每天恸哭不已，复为文望祭之。在《望祭文丞相文》中，王炎午赞颂文天祥“生为名臣，没为列星”，“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他的死，使“日月韬光，山河改色”。
　　人是很复杂的，既“迫”朋友死，又痛惜朋友死，这种“矛盾”复杂的感情，在王炎午身上奇怪地统一起来。生祭时，期望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死节，做民族英雄；望祭时，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壮烈殉国的精神光照日月星辰，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不两见的伟人。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了王炎午对文天祥的深深敬爱的感情。这种感情所引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祭奠方式，都是为了捍卫文天祥的声名，使其成为万世忠义之表；让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人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所以明人郑元称赞王炎午“其志亦伟矣！”
　　王炎午没有机会接近押解队伍中的文天祥，但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幼孙却真正逮住了机会，风光无限，真真切切地当着文天祥的面，摇头晃脑地宣读了他自撰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

       岁戊寅月日，致祭于文山先生之灵曰：
　　呜呼！人皆贪生，公死如归。人为公悲，我为公祈。我知公心，岂此而止；而至于此，则又何俟？方其从容，人已或訾。我知公习，感慨易耳。山岳崔嵬，有时忽颓；沧溟浩发，有时忽竭。月胡而亏，日胡而昃，理数至此，天地无策。公心烈烈，上陋千古，谓山可平，谓天可补。奋力直前，努力撑拄，千周万折，千辛万苦。初何所为，以教臣忠。策名委质，视此高风。我与公友，衮衣裘褐。我安南亩，公尽臣节。此心则同，所处则异。幸公未著，可以无愧。昭昭青史，垂法将来。彼徒生者，尚何为哉！
　　王幼孙（公元1223——1298年），字季稚，号自观，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固江镇红星村委会栋头村）人。其父名如簏，字仲恭。有兄弟四人，他行四。文天祥少年时期曾在固江候城书院读过书，因此很早就和王氏一家有交往。

       在王氏一家中，和文天祥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要数王幼孙。据地方志记载，文天祥曾聘请他为季弟王文璋的老师，并书“续槐”二字以颜其堂。后来文天祥起兵勤王，转战闽、赣、粤等地，作为长辈和朋友，王幼孙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五坡岭兵败，文天祥被执过庐陵，王幼孙以医生（古代叫郎中，为防大家把郎中混为官职，特说明）的身份，借为文丞相看病为名，在庐陵宾馆拜见谒了文天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祭文，慷慨激昂地念起来。内容与王炎午一样，无非是劝文天祥早点死，免得大家为他担心。因祭文写得情真意切，使与文天祥同时被押解去大都的人，“左右呜咽，莫能仰视。”
　　据说，文天祥见到王幼孙后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必死的信念。

      记载这次“生祭”事件的人，是元初大臣程钜夫。1314年（元延祐元年），程钜夫应王幼孙第六个儿子王贞生之请，为王幼孙写了篇《自观先生王君墓碣》文，叙述了这件事。应该说是可靠的。现《吉安栋头王氏族谱》中有该祭文的全文。

　   二王的“生祭”文天祥出现在庐陵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土壤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讲气节，重友情。身为状元宰相的文天祥，是当时南中国一面抗元的旗帜，其品格和才学都是当时整个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故王炎午、王幼孙们有“四忠一节，待公而六”的期望。这也是促使王炎午、王幼孙们“生祭”文天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象王炎午一样，当张弘毅把文天祥的遗骸从燕京运回庐陵安葬时，王幼孙也怀着异常的悲痛的心情，用泪水写了一篇《祭文丞相信国公归葬文》，以哀悼和祭奠自己的好友。王幼孙这篇《归葬文》和前面提到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载《吉安栋头王氏族谱》、《文氏通谱》和《庐陵县志》、《吉安府志》。从祭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王幼孙与文天祥的交情非同一般，其程度可能比王炎午的还要深。
　　文天祥没有辜负友人的期望，用生命谱成了一曲响彻天地的《正气歌》。他牺牲后，王幼孙笃于友情，坚守着民族节操，守经执礼，浩然以终。生平著有《中庸大学章句》、《太极图说》、《易通》等。

       其实，忽必烈也并不想杀他，还养了他三年，丞相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故《宋史·文天祥传》有这样的记载，文山先生曾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思很明白，就是文天祥曾经对元朝政府表个态：如果你们把我释放了，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到江南故乡，我可以给你们当一个不在编的当政治顾问。

       显然文天祥不是只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他也是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也自有他现实的考虑。只要我们不是站在宋朝皇帝的角度上看问题就得承认，他有这个权利，这是一个比死亡好得多的选择，于国于民都没有坏处。后人多有质疑此传者，但举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只是说“不该如此”，说到底，是怕我们心中的英雄还不够高大全而已。

      其实他和明末清初的洪承畴一样，都是被“活祭”的人物，只不过，生祭洪承畴的是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也许洪承畴觉得被生祭的级别太高，受不住，所以后来还是投降了。而生祭文天祥的是几个苟且偷生的遗民，因为，他们的最高主子当时已经“死了死了的”，想祭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文天祥只好一死了之。洪承畴的好坏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文天祥是由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幸亏文天祥选择了死，否则，真要万故千秋做骂名了。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两种人是必须死的，女人和英雄。一死则身价倍增，不死则打折优惠。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一个大户人家遭难，举家发往塞外为奴，他们怕新娶进来的年轻媳妇“受辱”，上船时故意把登船梯弄斜，希望她能主动投江做“烈女”。然而她偏不配合，手脚并用爬过去了。可想而知该“非烈女”日后的命运，别人让她“烈”她偏不“烈”，日后就只有挨打受骂的份了。虽然文天祥也考虑过以道士的身份手脚并用爬过去，但他已经身不由己。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文天祥身陷囹圄时，以王炎午、王幼孙为代表的一群忠肝赤胆的爱国志士们，一不想办法谈判营救，二不组织军队拼死抵抗，三更没有砸囚车劈木笼劫牢反狱的勇气，而是纸上谈兵，甚至口诛笔伐，写一通慷慨激昂的《生祭文》，还到处张贴，激励文天祥去死。试问这样的人，又有何用！？难怪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