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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王近山鲜为人知的婚姻传奇

时间:2014-08-10 12:08点击: 关键字:毛泽东,开国中将,王近山,王疯子

王近山中将


20岁当上红军师长      
42岁当上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      
毛泽东说,他是一个常胜将军。      
邓小平说,他是二野战功最大的。      
这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屡创收视率新高的热播电视连续剧《亮剑》主人翁李云龙的原型,“二野将军”、人称“王疯子”的一代名将王近山。      
 
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王近山,与小姨妹传出绯闻后,坚决同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受到严厉处分,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降职到河南省一个条件艰苦的农场任副场长,成为轰动一时的“铡美案”典型。
王近山的婚变,曾轰动全国、震惊中央,可有关这段公案真正的内情却鲜为人知。那么,将军与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与小姨妹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离婚之后他们三人各自的生活命运又会怎样?王近山与韩岫岩的女儿王媛媛,首次向世人揭开了将军离婚的真相,讲述了一段令人嗟叹的婚姻悲剧--如果婚姻中多一些宽容,也许相爱的人就不必分离。


开国中将王近山鲜为人知的婚姻传奇

·王媛媛

    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的原型,我的父亲王近山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

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缘于父亲的一次受伤。那是父亲在神头岭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碰巧是母亲负责护理。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母亲,母亲对父亲也是一见钟情。一同住院的陈锡联将军,一看两人郎才女貌,便暗中牵线搭桥。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那天,父亲骑着大红马来到医院,把母亲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母亲是去结婚的。父亲毫不掩饰对母亲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母亲所打。
    一次,父亲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母亲所在的医院。这还得了!父亲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父亲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父亲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母亲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母亲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
    有一次,怀孕的母亲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母亲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父亲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母亲受到伤害。父亲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母亲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呢!

解放时期的王近山与韩岫岩

 
    那段时间,母亲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很是“招摇”地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了,正要为这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
母亲对父亲,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母亲原名叫韩秀兰,就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山”字,她便冥思苦想把名字改成了韩岫岩。也真为难她,居然一下改出了两个“山”。可不曾想多年后,母亲竟成为压在父亲头上的“大山”!
    1953年初冬,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父亲给我取名王援援。虽然我已是母亲所生的第六个孩子,但母亲却仍像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因为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苏红。苏红是父母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却不幸于5岁时生病夭折,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痛。
    一开始,父亲开心地打量可爱的我,却很快变得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尴尬地说:“这个孩子,我已答应送给老朱了!”
    原来,在朝鲜战场,父亲的司机朱铁民多次冒死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动,便对因妻子患肾病没有生育的司机许诺:回国后再生的第一个孩子就送给他。母亲一听惊呆了,满脸喜悦之情顿时消失,继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孩子送人啦?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起此事。
    大家都以为父亲忘记了此事,其实一诺千金的父亲却又怎会忘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在我两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将我交给了司机朱铁民:“孩子给你了,可以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给你40元钱做她的生活费。”
    从此,我多了一个爸爸,并改名叫“朱元”。为了区分两个爸爸,我把他们分别叫做司机爸爸、司令爸爸。后来我的司机爸爸说,当时父亲催他抱我走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回首时,看见一向坚毅的父亲眼里竟含着泪水。现在想来,父亲当时一定也经过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后和母亲也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说我被送给司机爸爸做女儿,但其实我和父母并没有分开,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司机爸爸住前院,父母住后院。对于父亲将我送人,我也没有一点儿恨。因为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对我宠爱备至,总是给我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可以说,我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们没有的另一种宠爱。
    但是,在母亲的心里却埋下了对父亲不可原谅的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据兄弟姐妹们说,为了表示对父亲将我送人的怨恨,母亲和父亲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母亲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吃麝香又是用麝香,因为她听说麝香可以避孕。
    父亲和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争吵起来总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气得在家里“噼里啪啦”地摔东西……夫妻感情发生裂痕时,总是很难心平气和地交流,怀疑与猜忌也会像毒蛇一样缠上身来。
    父亲喜欢跳交谊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
    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
    父亲负过七次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母亲竟拿此来讽刺父亲:“别看他腿瘸,一跳舞就不瘸了。”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
    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 “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磨难!
    从此,年轻漂亮的小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都不知道小姨是否还在人世。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她再次回到北京,和大舅一起向母亲遗体告别,我们才再次见到她,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这一别,竟是整整50年!
    而事实上,小姨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父母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征服父亲、解决问题。母亲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父亲回心转意,屈服于她。
    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
    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他怎么可能容忍如此伤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
    父亲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1964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还闹到了毛主席那里。可怜的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
    很快,父亲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父亲没有申辩、抗争,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到河南农场当他的副场长去了。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么散了。
    父亲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父亲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了。”于是,母亲带着除我之外的7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帅府园的一栋高干住宅楼里。7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父亲供给,母亲掌管。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婚,让母亲恨到了骨子里。可父亲遭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 “解恨”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父亲寂寥地离去,母亲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苍凉和失落。我们兄弟姐妹们甚至觉得,母亲嘴上虽然没说,但她心里肯定还在希望着有一天与父亲重归于好……
    就在父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曾当过父亲勤务员的黄慎荣阿姨来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温文善良的小黄阿姨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父亲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多亏有小黄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曾经身体多处负重伤的父亲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患难中,父亲和小黄阿姨产生了感情,这年10月初,父亲和小黄阿姨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
    听到父亲与小黄阿姨结婚的消息,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白了,喃喃地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母亲当时才40岁出头,完全可以再找合适的对象,但她却始终放不下对父亲的爱与恨,一辈子没有再婚。
    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哪!”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母亲对父亲将我送人心中有着多深的怨恨啊!虽然母亲和父亲曾相互深深伤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爱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

晚年王近山

 
    父亲回到南京军区后不久,不幸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儿,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父亲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
    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母亲张罗着为父亲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母亲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肖永银叔叔联系要求见父亲。母亲的执著感动了肖叔叔,肖叔叔也希望他们能摒弃前嫌,于是,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父亲和母亲见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父亲带着小黄阿姨正准备入座,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过来悄悄地告诉父亲:“韩岫岩也来了!”父亲先是感到震惊,随后掉头而去。父亲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父亲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痛苦万分地说:“幸亏我今天没见着,否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当时就会昏过去了!”其实,在父亲的内心深处,虽然母亲深深地伤害过他,但父亲对母亲那刻骨铭心的爱却一直不曾淡去。父亲单独跟我们聊天时,经常把母亲挂嘴边,他总是说,你们的母亲如何的好,并告诫我们: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能选择的,也是永远不能背叛的,那就是你们的祖国和母亲!有一天,父亲在卧室里跟我们一起聊家常,氛围舒适且温馨。忽然,不记得父亲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就冲着在阳台上休息的小黄阿姨大叫一声:“韩岫岩……”这一声忘情的呼喊,把我们都惊呆了!当时只觉得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不知所措。
    父亲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名字,就像犯错的小孩子一样,红着脸、低下了头。我从来没见过他眼神那么呆滞,静静地停在那里,半天不再吭声。是啊,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名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又一直封存和深深地埋藏在父亲的心底。猛然听到父亲呼喊它,怎能不令人震惊啊!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磨砺,父亲的性情也似乎变好了很多,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和小黄阿姨发生争吵。唯一的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小黄阿姨惹恼了父亲,他们在楼上激烈地争吵起来。父亲的暴脾气上来了,我们听到摔东西的声音。我赶紧冲了上去,只见他脱下一只鞋子冲着小黄阿姨扔了过去,小黄阿姨委屈地抽泣着。我赶紧拦住了父亲,真诚地跟父亲说:“爸爸,别生气了!小黄阿姨也挺不容易的,你就多念她的好吧!”父亲居然一下子温和了许多,马上停止发火。这一幕令我动容。父亲已吸取了与母亲婚姻悲剧的教训,学会了宽容和隐忍。
    就在我们跟着父亲生活得和和美美之际,父亲的病情却开始变得严重。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对父亲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发现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陨落,年仅63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送来了花圈,邓小平亲自审定悼词,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父亲担任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父亲病故后,母亲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被告知遵照父亲的遗愿不许她参加,母亲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后来,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了能经常去陪父亲“说话”,母亲又从上海调回北京海军总医院。我也复员回到北京,在商务部上班,又与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住到了一起。
    母亲见我年纪老大不小了,却还没有结婚,便四处张罗给我物色对象。在母亲亲自把关下,我与北京某机关的一位干部相恋并迎来了幸福的婚姻。此时的母亲,性情比当年变化了很多,好强的她,开始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每次我和丈夫闹点小别扭,母亲虽然很疼爱我却从不袒护我,总是劝我想开一点,宽容一点。我丈夫总是说,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慈母,当年竟会和父亲闹得那样惨烈。我想,这大概是几十年来母亲对自己婚姻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结果吧。
    1980年,我怀孕了。当时是高龄产妇,又高度妊娠中毒,整个过程十分痛苦,不堪回首。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流产先兆,当时在海军总院当副院长的母亲把我接过去休养、调理,天天带着我看医生,陪着我打针、吃药、保胎。产后第三天,护士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了一眼孩子,整个心就全被她占满了。有了做妈妈的感受,我真正体会到母亲反对父亲将我送人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连带着筋、穿透神经的骨肉之痛啊!当年,母亲为了争夺我,一度对我的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十分怨恨,更是极少与他们来往。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母亲也大彻大悟了,不再怨恨他们,还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一起照顾我,帮我带孩子。母亲还说她的房子大,让我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都过去住。于是,我们全都住到母亲家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在大家的呵护下,我的女儿渐渐长大,顺利升入大学,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模特。
    母亲一天天地老去,1986年,母亲从海军总医院离休。母亲的时间宽裕多了,就经常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到身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讲过去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母亲常常流露出懊恼,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父亲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母亲的家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母亲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父亲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每逢过年的晚上,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父亲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父亲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父亲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
    有一次,母亲和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天,忽然就犯糊涂了,说道:“不跟你们说了,我该给你爸爸做饭去了。”还有一次,母亲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她便说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老婆,要大哥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哥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恶化。临终前一周,母亲挣扎着要到父亲墓前去祭拜。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八宝山。下了车,母亲的情绪特别好,竟不让我们搀扶,自己走到父亲墓前。母亲给父亲献上鲜花,一手轻轻地摩挲着父亲的墓碑,深情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近山,近山,我最亲密的朋友,我马上来陪你了。”

晚年的韩岫岩最后一次去八宝山给她的“亲密战友”王近山扫墓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二哥陪着她有说有笑,还趁她老人家高兴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忽然铿锵有力地说:“王近山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王近山去了!”这是母亲所说的最后的话,作为子女,母亲的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感慨和震撼啊!
    6月的一个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听闻噩耗,我和二哥冲进病房,抱头痛哭……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父亲的墓紧紧相邻。每年的清明和父母祭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拜祭。母亲去世两周年的祭日,我们兄弟姐妹又来到父母的陵墓前悼念父母。看着母亲和父亲紧挨着的墓碑,我顿觉百感交集:母亲和父亲前半生爱得轰轰烈烈,后半生却因爱生罅隙以至反目。如果当初多一些宽容,也许他们就不会分离!现在,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历经了人生风雨,他们一定更加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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