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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祖·王钛功

时间:2015-02-03 17:12点击: 关键字:庐陵太原王氏,该公
【问祖】 王钛功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 我族谱【凡例三十二则】有句曰:异时得南富全谱从希平公溯其一脉相承之次别载谱首亦於
  问   祖  
·王钛功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
     
    我族谱【凡例三十二则】有句曰:“异时得南富全谱从希平公溯其一脉相承之次别载谱首亦於心更惬。”
 
    公元2014年八月,我从族公王斯坚(南富王氏第二十七世孙)获赠南富嘉靖四十三年王氏总谱复印本,此书犹如拨开云雾见太阳一般,澄清了第二修谱之后我族人长达三百年对始祖万交公父系上源的苦苦寻索,理顺了萍北石溪王氏与南富王氏的族源关系。现将萍北石溪王氏几百年来寻根问祖过程中的种种疑问按以下条目书写成文,告慰祖先。
 
一.疑问
  
  因为康熙三十四年一修谱时没能将希平公之上源世系编入族谱,又希平公随身携带的那本南富老谱早在清嘉庆年间二修谱时将载有希平公上源世系的几页已潮湿损毁,又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三修谱不久之后整本南富老谱(封面印刷有“明正统甲子年”)不幸遗失,从而导致五修谱之前萍北石溪王氏在寻根问祖这个大课题中出现如下疑问:
  
1.家谱中为何查阅不到萍北石溪王氏上源世系?家谱里隐含什么?
2.希平公其人社会历史背景?墓地何在?
3.族内有过什么内部谣言?
4.庐陵太原王氏与三槐王氏的区别是什么?
5.南富王氏美道族今何在?
6.“槐第”是指“三槐”吗?
7.“槐翁一兄大人”就是“槐第”的主人吗? 发现王一贤!
8.“一本”的含义是什么?
 
    不管你今天读到这些问题时是否会忍俊不禁一笑,但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很自然地就会关注自身家族流源这个主题的一系列问题,当你深入进去,于是类似的问题将会显现在你的脑海里并一定会演化成你思想情感里被你灵魂驱使着要去努力回答的问题,于是你会想要去“破译”。寻根问祖便是问寻以上这类问题的特殊社会人文学科,其引人着迷于其中的程度不亚于从事其它任何学科,而每一个发现也同样使人沾沾自喜。
 
  “寻根问祖”自古以来都是一种人类社会里自觉自愿的活动,是人这一生当渐渐中老之后自然的内心萌生,比如一个幼儿当母亲不在身边时便会本能地四处张望叫喊,中年人则会不自觉地将心思情感投向那幽冥之处,去“寻根”和“问祖”,乃至因此而会去踏遍青山与大地亲情私语,去叩拜苍天虔诚地祭祀云中的神仙……!
  
  不能过分地埋怨前人所作所为中的瑕疵,因为前人非是故意难为后人,只是因为时过境迁世事变化无常唉,那些天灾人祸不期而至唉。我们只能感恩前人,除了感恩他们鬼死神差地把我们带入这人世间,感恩他们千辛万苦为我们留下了“家乡的故园”,却也感恩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种种疑问,于是我们有了闲暇时的课题和聊天。
  
  世间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大体近似类同,比如于考古,只有从挖掘出来的古物里科学地找寻蛛丝马迹,你才能据此衔接上下左右并天才般地溯源千年,尔后你才在幽灵的引导下去若即若离那“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探索解决问题需要我们秉持科学的态度并实事求是。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比喻做事愈接近尾声愈困难,愈要认真对待,也就是说想要“寻根问祖”并获得满意的结果,也要持之以恒并努力探索,而至“心诚则灵”的境界!
  
  在过往的十年里,为解决这些疑团困惑,我族人历代孜孜不倦。比如本人会经常反复研读整理新旧【萍北石溪王氏族谱】、【南富派两塘村王氏宗谱】和【大明嘉靖四十三年南富王氏总谱】,先后到访过山西太原晋祠、晋中市灵石县王家大院、吉安何山金地和安福连岭、泰和马市镇两塘村和陕西洛川。公元2007首访吉安泰和及安福之后曾写下《寻根之旅·庐陵太原王氏》一文。
  
  尽管曾经的困惑如今已层层清晰,但依然难以百分之百而至理想的意境。今针对以上疑问特撰此文以作答,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我萍北石溪王氏后人可以再接再厉,再至问源则不惑,问世则不疑矣。
  
二、问与答
  
  想要真实地认识清楚四百年前家族那一幕,很难很难,却又不得不去探究。回答清楚了下列问题,那么困扰我们内心有关萍北石溪王氏上源的疑团自然云开雾散,而后可以轻松释怀。
 
疑问一:家谱中为何查阅不到萍北石溪王氏上源世系?家谱里隐含着什么?
 
1. 萍北石溪王氏族谱1-4修谱皆未载有始祖希平公的上源世系,但从一至三修谱序言里,可以读到前人曾述说了如下缘由:
  
  世才公负责撰修的一修谱是在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此时距希平公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置业于萍北石溪之后已经81年。序言有句曰:“因希平公汇为一册书焉必详,虽草帙也。而户口日增,家规甚肃,祖先之泽也。以希平公为始迁之祖,考之礼文庶乎,不谬。希平公以上则有旧居南富谱可凭,谱首暂未之载。后之子孙而修之则又不第如今日之草创已也。” 这段文字大致在说希平公在世时曾有一本手写草谱,上面有万交公父系齿次流源,其封面写有“明朝正统甲子年所撰”字样。那时,正是因为这样一本手写南富旧谱依然完好,于是一修谱以万交公为始祖开始续写萍北石溪一修谱。另外,一修谱时,世才公兄弟四人在原美道齿次排辈“如- 一 -万-信-启-世-维-德-敬”之后增加了“锦-永-树-家-堂-敦-大-本-熙”。据现南富王氏介绍,南富美道固定字辈派行大约自第十六世“如”字开始,估计大约于明朝弘治年前后(公元1480-1520年间),而南富明道、美道和乐道合修谱并统一字辈派行为“万-承-世-维-德-敬-修……”则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以此可以估计希平公家庭之所以仍旧沿用美道字辈派行的唯一解释是希平公父辈早在合谱之前(即嘉靖四十三年之前)就已携家眷外迁而并不知晓南富嘉靖四十三年合谱和统一字辈派行一事。
  
    刘一珠公所撰二修谱之【原序】作于嘉庆九年(公元1760年),此距一修谱69年矣,其序言有道:“當万交公徙萍时甞携其家谱自随。谱作于明正统甲子,始明远而终于十八世。十八世皆以“万”字为行名,“万”字之上则“一”字行。谱所载惟十七十八两世,人至数十,其生也多嘉靖时。而其擕以自随者,其后至不戒于湿,其废烂者适当十七十八世之后数人,于是万交公之位次及其所出之“一”字遂不可考……顧石溪至南富宿春粮者不三四独不能踵门而溯之乎。诸君谂予曰:此诚吾事,然由亲乃以及疏由近乃以及远……。” 这段文字说明因为希平公随身携带的南富美道家谱撰于明正统甲子(公元1444年),早于南富明嘉靖四十三年合修谱时120年。但不幸该老谱因潮湿而后面几页内容损毁不存,于是希平公父亲是谁的问题变得不可考证了。换言之,自嘉庆年二修谱时开始,萍北石溪族人就已经在考证万交公之父是谁的问题了。“谱所载惟十七十八两世,人至数十,其生也多嘉靖时。”提到的这部分人则完全是希平公及其父辈续加并装订在那本明正统甲子年撰南富老谱之后的,而不能误解为明正统甲子年就已经有了“一”和“万”字辈的人出生(早期的书籍是线装本,封面可以保留,而后页可以自己加装,故而刘公将该谱说成是明正统甲子谱,而未考虑到谱后的数页其实是万交公及自家父辈后来手写续加)。最后一句“顧石溪至南富宿春粮者不三四独不能踵门而溯之乎。诸君谂予曰:此诚吾事,然由亲乃以及疏,由近乃以及远……。”是说石溪至南富来回不过3-4天路程,而至今不能亲自登门南富溯源的原因是考虑到与南富王氏近二百年来无交往而很疏远了(我想,还是因为有那本老谱保存在手的原因,於是那时的族人认为与已经疏远200年的南富王氏接洽非当务之急)。
 
    按南富谱记录的希平公直接上源父系流源(按王一贤公而溯源)来看,南富美道第九世孙敬翁公曾于元泰定间(公元1321-1328年)自南富枣园徙池上老居,而后第十三世孙民望公于明天顺间(公元1458-1464年)徙芫上。可知希平公的先祖民望公早已离开南富140年,且距离南富嘉靖四十三年修谱240余年。因此可以推测希平公所携带的明正统甲子谱很可能只是一本有关美道池上老居王氏家谱(敬翁公为开基祖)。
  
  锦城公所撰萍北二修谱作于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此距一修谱104年矣。二修谱序言中有曰:“南富旧谱今虽残缺,而以始迁之祖为始,希平公以上则南富之谱自存吾石溪,固不必以残缺为虑也。谨志其由于稿之末。”这段文字是说南富旧谱已经出现残缺。可惜当时却也没有考虑到南富老谱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整本损毁遗失,于是也疏忽了在新谱当中对希平公上源父系的记载,也未曾提及联谊南富王氏之事(前人始料未及今天族人却为此苦恼并差点步入三槐王氏的殿堂!)。
  
  锦湖公与永九公所撰二修续谱序言作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已距离一修谱169年。之所以还撰以序言的原因是因为祠堂翻新修缮之故,同时也汇总了四房自修的草谱。该序言有一句写道:“稽旧谱於前,固知本源之甚盛……。” 这句是说观旧谱而知南富王氏美道池上老居一派曾非常兴盛可赞(见希平公父系图及齿次表)。
  
  树菊公所撰三修谱作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距二修谱嘉庆九年已越164年而距一修谱229年)。 此次修谱共发谱13本,其中有这么一句记载:第十號 四房 树宣领又领泰和明远公老谱一本”。四修谱(撰于1995年,距三修谱71年)中再无提及南富老谱及希平公父系上源之事,但提到树宣公已遗失了那本明正统甲子谱。
  
2. 纵观前3次修谱所有内容,值得我们注意以下隐含在家谱中的几点:
1)前八世男丁人口仅以每代1.48倍的速度增长,而每代整体结婚率为63%。 其中希平公在世时的第二世和第三世最高,而此时正恰逢明末清初动乱期。希平公殁葬之后,家族走入弱势,德和敬字辈二代男丁人口增长倍数最小,却恰逢康熙乾隆盛世时期。由此表可知我族之人丁并非兴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可惜家谱里缺乏相关因素的实情记录和分析!
2)家族的强弱之势,与这家族的当家人最为重要。希平公的职业为“业儒”即教书先生,而第二世四子及第3世21个孙中没有一个教书为业的。家族中再次出现“业儒”是第四世,其中48人中有业儒者5人。我族出任像样官职的始于咸丰年间,主要有第九世四房永理(赏赐戴双眼花翎五品衔,文官相当于巡抚)和长房家燮(官至五品蓝翎,武将)。
 
3)所有序言中只有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二修谱时黄标仪所撰序言中提“三槐”二字,家谱中最早出现“三槐”二字的文章是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林立庭题【寿王世林翁六十】里说:“翁之家有所谓三槐王氏者……。”可知我石溪王氏内部很早以前就混淆了庐陵太原该公王氏与三槐王氏的区别。
4)几次修谱序言反复沿用这句“吾族希平公由泰和南富来萍”,然而却又无有任何与南富交往的字句出现。“然由亲乃以及疏,由近乃以及远”这句有借口托词之味,却也隐射出希平公几代人与南富情感陌生疏远的内情,故而刘一株公才会感叹说:“此去南富来回也只不过3-4天路程而已呀!”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根由是什么。
5)家谱中没有留下任何希平公生前的诗词文章,也没有额外颂扬始祖希平公的文字。但数据显示,希平公在世有过五世同堂的局面而人口上百(假设考虑男女数量同等),可谓人丁兴旺,家业发达。也由此可知希平公在世管理家族时更注重家族独立自主的农业田园生活和“型仁讲让,敦善亲睦”之文化教育,却不怎么感兴趣于科举功名。
6)前三世家谱不记载家庭所生育的女孩人数。
7)古代时期皆有自家自撰自家草帙以待将来汇总之约成习俗,也并非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发到一本族谱。修族谱的间隔也不是每30年修谱一次,而实际上是大约100年修一次谱。
8)没有提到可以对应“石溪”的那处“槐第”究竟何处(“裕后光前千秋事业荣槐第 敦诗说礼万古綱常振石溪”)。
9)家塾里供奉有佛龛。刘芝所撰【环翠庵记】有句曰:“四顾皆是石溪王氏庵,于是言字之曰环翠,中为佛龛……。”这说明那时农耕读书之余,我族人有信奉儒教佛教以及道教堪舆的风俗文化。又传言说萍水河对岸之桥右路边民国时期还有一座可供百名和尚居住的寺庙呢。
10)阅读家谱对我萍北石溪王氏的总体感觉:自希平公萍北石溪开基而至清康熙三十四年一修谱约85年,是一个高速发展期。一修谱至同治六年二修谱约170年,是一个起起落落期。二修谱之后萍北石溪王氏表现松散平淡,家规家法基本形同虚设。
 
疑问二:希平公其人平生?墓地何在?
  
    希平公其人如何?我们无从了解希平公任何生前言行事迹而直接获取对希平公的认识,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只能阅读家谱里那些先人的序言及族规家法,同时做一些数理统计分析等以了解之大概。于是近日来我三番五次字斟句酌地阅读家谱,藉此用心灵去感应字里行间中一次次微意昭示并推测希平公其人其事。
 
    同治年八世孙锦湖撰【家塾记】曰:“睹宫墙之巍焕,溯家学之渊源未尝不流叹赏! 以为我祖念切作人为孙子计者固至深且远也!诚使后之人克体乐育之,意绍书香於勿替。” 文字洋溢着浓浓的稻香书香韵味!
 
    这段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必定老谱上记载有希平公父辈上源诸多相关信息,比如“宫墙”一词绝不是用来形容普通农舍的。希平公必定出身于官宦之家而其先祖在政治乃至学术上的表现远非萍北石溪这几代人可以比肩。
 
    希平公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而殁于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享年86岁,始祖母希平公之妻胡氏则享年84岁。皆长寿者也。希平公生育第一个儿子是在大约19岁时,而万交公在世之时曾有过五世同堂的局面,共有男丁31家口之多(可惜当时家谱皆不记载所生女孩之名),其中信字辈4人,启字辈共21人中有19人,世字辈共117人中有6位,和维字辈1人(维邦公生于清顺治十三年即公元1656年)。长子信仁字清宇活67岁并育有四子,次子信义字宗贞活77岁共育五子,三子信礼字嘉会活68岁共育四子,四子信智公字玉元活69岁共育八子。按理,40岁来到萍北石溪的希平公夫妇应当还有生育后代的能力,但或许是因为开基立业不易吧,或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们都要陆续结婚生子了吧。我个人认为希平公在其五世同堂期间,居住在石溪的族群如果包括所生女孩及所娶总计人口大约已达百号。
  
     从40岁到达萍北石溪的6-10人(以男女数量等同计),再至86岁仙逝时达到近百号人口,这是一个今人不可思议的概念,想想我们自己及父辈家庭便知道!而且第二世信字辈4人(平均寿命70岁)和第三世启字辈共21人皆成家立业(平均寿命67岁,只有启章和启连结婚成家后没能生育子女)而无一夭折!第四世48人,成婚率67%;第五世维字辈75人,成婚率70%。这些数据皆表明万交公是一位对子孙尽心尽力负责的,我族后人不及也! 
 
    我不知为何信字辈和启字辈儿孙都不及希平公夫妻长寿的具体原因。古人常言:“人活70古来稀”。人之寿命固然与天生遗传以及外在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后天自己的身心修养能说不更重要吗?明清改朝换代乱世时期开基立业不难嘛?管教日益增长的人口不难嘛?居于偏远乡村而需要面对突突如其来的疾病和一年四季天灾人祸的挑战不难嘛?建筑居房和四季播种收割不难嘛?......想想便知很难很难!也于是可以据此观想希平公身体健康状态、心灵承受力、治家理财能力、自我约束能力等等远非我们一般人所及。我想,这老头甚至可能还颇通医理和养生之术呢,不然实在难以胜任兵荒马乱之艰辛困苦并长寿如此呀!
  
    一个人为自己儿子取名取字往往可以说是其思想世界观的折射。希平公之父为之取“万交 ”,“万”是派份字行,“交”见《廣韻》,乃共也,合也;见《易·泰卦》,乃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又友也;见《易·繫辭》上交不諂,下交不凟;见《禮·郊特牲》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万交公字“希平”,乃“见贤思齐”之意,希平公简历下的“业儒”表明希平公生前在迁徙来到萍北石溪之前是教授孔孟儒学的教书先生。希平公为其四个儿子分别用儒学思想集大成之学说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即取名信仁、信义、信礼、信智,又分别为他们取字清宇、宗贞、嘉会、玉元。从这些名字皆可以说明希平公之人秉承正统家教国学且文学造诣极高,儒学造诣颇深而心性纯正,非是一般农耕者可比,也非一般业儒能及!
 
    尽管希平公职业一栏里注明为“业儒”,然后其四个儿子和21个孙子皆清一色默默无闻地务农。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是极不正常的,因为这有悖中国自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宗族文化传统,“书香门第”的名声自古以来都是与家族荣耀挂钩在一起的。很明显,希平公在世主管家族之时,内心是有着更深一层思想的。其中原委之一, 我们知道清朝初年,汉族有识之士皆有不仕满清朝廷义举。另外,常常是一些官宦家庭出身的人,都因厌倦官场恶习而更喜欢田园农耕生活。读家谱【词翰】各节赞为文里处处弥漫一股“淡漠名利”的思潮。由此可知,万交公置业萍北之后,前三辈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开基立业自给自足上,以图这处新家园可以在萍北稳固和发展壮大。所以,嘉庆九年刘芝撰二修谱序言:“先世来自泰和南富南富之族科名宦绩代有其人而徙石溪者逊焉。”可见在刘芝看来,希平公以上父辈几代人的业绩远胜希平公位下族人的功名业绩。 
 
     敦善堂矗立在萍水之滨虎形山下,据说古时路过的地仙都会下马一拜。曾流传这么一句:“石上有座好祠堂,巨皮岭有条好城墙,幕冲有座好牌坊……。”敦善堂建于希平公谢世34年之后的清康熙三十三年,石溪私塾环翠庵应当也是那时建成的,同时四房也皆有了其各自的祠宇。我估计希平公徙萍之后并非专心于业儒,而是将全部心力投放在了萍北石溪经济的稳定发展上,而建立敦善堂及私塾是其对子孙的要求。世才公、世龙公和世瑚公简历下也注明职业“业儒”,都是教书先生,他们曾合撰一修谱时尤感希平公威严博学而怯怯道明“家规甚肃”,又云:“载先人之善以为后世法则”;又【祠堂图记】云:“始迁祖希平公选胜到此见地广畴平山清水秀旋绕多情因购业于斯而家焉”;又【敦善堂记】云:“吾族敦善堂之建也,所以敦爱敬善,贻谋奉先人於勿替之堂也。”又云:“颜其堂曰敦善,一则取敦本之意,欲使后之人善继其志,敦行焉而不怠;一则取敦伦之旨,尤冀后之人善述其事,敦笃焉而弗忘种种微意昭示。”又【家传】云:“家世皆以耕读为业言行端正,悫不为乡党邻里所诟病。”……等等,皆源自希平公生前之思想教诲。
 
     每每翻阅家谱游历字里行间,尤其是在阅读【敦善堂记】一文时,恍恍惚惚似可以感觉到希平公犹在身前身后慈爱眷顾,脑海里会隐隐约约出现一位非常严肃、魁伟、慈祥而富有远见卓识的老者并情不自禁地就想吟诵出其像赞:“容色刚毅、目光神锐、飘逸清雅、硕健长寿、尊儒重教、敦爱敬善、勤逸严谨、乐施睦邻”!真乃大儒大仁之貌相也!这哪里是什么谣传中避难之人呀!而实则恰恰相反呀!我确信希平公应当是一位知书达理熟读四书五经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人生哲学的儒者,是一位真正通晓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精髓并努力践行而敦爱敬善的长者! 故而将“敦善”二字高悬于正殿之上,将“型仁”和“讲让”显示于左右进出祠门。《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型仁讲让”一词来自西汉·戴圣【礼记·礼运】一文,原文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希平公墓葬何处?家谱记载说是与夫人胡氏合葬株树下网形坤山艮向。葬于“株树下”这处祖墓地有万交公等约10-20先祖,其墓碑朝向有:株树下网形坤山艮向,株树下祖山月形酉山卯向,株树下祖山网形未山丑向,株树下祖山虎形丁山癸向,株树下祖山网形丙山壬向,株树下祖山虎形丙山壬向,株树下祖山网形丁癸向,株树下祖山网形巳山亥向,株树下网形午山子向,株树下祖山网形巽山乾向。很可惜今天石溪的老人已经不能再描述清楚这“株树下”位在何方,于是始祖希平公与始祖母胡氏合墓已不可寻。依据祠堂图,“株树下”应当位于今天幕冲小学所在地。有关社会上有一种传说是说古代墓碑朝向一般多指向父母曾经居住之故地或出生地。这是否也暗指希平公父母曾经居住在这个方向的某处呢? 同治六年七世孙敬清等作【跋】有云:“稽坟墓定山向念先人而弗忘本者……。”
  
  另外,希平公可能也颇通堪舆之学,【凡例三十二】里将这块土地田宅做如此描述:近处月形、网形、狮形、蛇形、掌形、虎形、人形、风行、木星形、天螺形、晒靥形、回龙顾祖形、象形、飞蛾挂壁形、蝙蝠形、蟹形、等,祠后龙形虎形山一路为本祠来脉不得附葬。祠后来龙左右包山及坟墓前后不得锄草挖土有戕龙脉……。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代。”这话的含义是指一个有成就的人对其家庭后世的影响大约就只有3-5代人那么远。如果萍北后世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是后世人自己的责任。我想,只要对照族谱中的族规家法并自省便就知道部分原委了。
  
    没有真凭实据也不根据时代背景便将希平公塑造成为一个英雄式的叛逆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希平公在40岁徙萍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出身于殷实富足之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因为仅凭教书为业的积累是很难购置这许多田产屋舍而成为富甲一方之地主的。
 
疑问三:萍北石溪王氏内部谣言?
 
  家谱【家传】第一句是这么写的:“家世皆以耕读为业,言行端悫不为乡党邻里所诟病。今以其载诸草谱闻诸父老为传。盖其略也。”
  
  有关希平公为何来到萍北石溪的风言风语不知起于何时。 以前我每每听到这类传言都会静默观想,因为没有一个版本具有前因后果般的逻辑关系和蛛丝证据,没有一则传言如说评书那般自然流畅。
  
  曾有如此‘推测’:“希平公有兄弟3人。3兄弟合伙在南富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很可能是杀了一个大官,属于那种劫富济贫的举动。当时的朝廷在通缉他们兄弟。所以他们3兄弟才从南富老家离开了,辗转很多地方来到萍乡。那时候 3兄弟觉得在一起的话一抓就死3个,所以才会3兄弟分开来。最后一个去了醴陵 一个去了浏阳,一个来到萍乡石溪。而由于当时的情况,南富那边和希平公3兄弟都不能将此事说出来,不然就有灭九族的危险,所以当时他们都没有去修谱。但是当时他们确实从老家带了一本老谱来了。因为当时希平公没有上谱,后人无法查证,所以 3兄弟决定老谱由希平公收藏。后来建造祠堂时,为避人耳目,故意在祠堂大门前立柱上书‘裕后光前千秋事业荣槐第’,目的在于如果有人来查的话,我们就指着那堂联说我们是挂在三槐下面的王氏后裔。而我们这边第一次修谱的人是希平公第四世子孙修的,又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而又不可能修谱没有根底,结合当时三槐确实很有名,所以就接到三槐上面去了……。”故事接着又说:“曾有外姓人在某某湖南人家谱中看见过“王万交”的名字。我们美道确实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各方面的打压,于是当时那些美道有能力的人全都从南富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了。而留在南富的人又是那些没有什么能力又知道很少的人。美道这么多年没有修谱是因为缺乏那些有能力修谱的人……这些都是很早以前传下来的。祠堂内堂联‘同宗合族长尊幼卑原従一本分来’这句话是希平公留下给后人的信息,采用这个双关语来告诉后人其父亲名叫‘一本’,另一层意义是‘同一本源’。至于那些序言则都是不知真相的后人写的,完全体现不出事件的根本……! 希平公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后世人会在有能力查清事实的时候,又将那本老谱遗失了……。”我大致是迷迷糊糊地听完整段“案情破译”的。
  
    试问,拖家带口(大儿子21岁,小儿子7岁)一大群人,能够逃脱追捕吗?
 
  别的版本的传言还有的说希平公是被南富祠堂扫地出门的。有的说希平公其人其事不存在或石溪王氏乃四姓之合等等。每个家族都难免出现一些品行恶劣辱没祖宗之徒,他们自身常常夸夸其谈无所事事谎话连篇,或在外惹事生非而被乡党邻里诟病而后被编制一套套流言蜚语,这便是始祖被污蔑的原由。
  
    很久以来,家族内部总喜欢以乱世武侠小说的方式构思以剧情,而不去分析所编造出来的剧情合理性。假设我们剧情的主人翁不是一位武士,而只是一位儒雅的并拖家带口的教书先生,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构思出更合乎情理的剧情的。虚构必须总是依据已有的蛛丝马迹,而不应胡编乱造。如果刨去那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并以讹传讹之极端劣性不去参考之外,正常善良之人皆可以有其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层次角度并努力自圆其说,但对错与否,作为人之后裔子孙者自己应扪心自问,更应好好阅读家谱并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看法,而不要人云亦云。我想,述说历史是应当努力尊重前人的文字记载,以真凭实据并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后再进行逻辑思维和推理更为恰当。
  
疑问四:希平公所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
  
  明末清初的真实历史是很难被描述清楚的,但可以概之为两条,其中之一就是频繁的战争,比如李自成消灭大明王朝而建立大顺,紧接着大清取代李自成的大顺短命朝廷而建立大清帝国。其二是大迁徙移民。这便是希平公迁徙萍北石溪并建立基业的社会大背景。许多外省人今天常喜欢称谓江西人为“江西老表”,而许多现代江西年轻人则视“老表”为一种蔑视其土气乡巴佬的贬义词。其实,“老表”一词比之北方人的“老乡”一词更亲近些,乃“表亲”之意。
  
    史料研究长江以南各省的移民时有“江西填湖广”、“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这几句话存在。历史上江西向西南诸省移民最大一波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移民之主因:一是政府强迫或鼓励,或为自己家族在经济上寻求发展,其次因苦于江西人口多而地赋重而西南诸省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而收税低或免税等。如今网站上介绍江西向西南诸省移民的文章很多,据说在今天的两湖、两广、云贵及四川西南地区有江西后裔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多达60-70%!有人对湖南某些外地迁入人口普查得出结论说如果有10姓来自江西,那么就有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所以江西人每个人都被称做“老表”就是这原因。然而碍于交通运输落后,山高路远不易往返,于是近代中国便衍生出“寻根问祖”这种特殊的民间文化来了。
 
    第二个高潮在明末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
 
  其实,许许多多现在生活在两湖两广及西南和西北诸省正寻根问祖的家族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祖先甚至在向外迁移时连家谱也没有携带,而只能口头传令后代说自己从某某地方来并希望后代发达之后可以回到故土去寻根祭拜,于是几百年后的今天他们的许多后代果然就两手空空地千里寻来了,并满山遍野地找寻古墓。据现南富王氏介绍说最近十几年里就接待过许多两手空空而来寻根问祖的。
 
  不了解起码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无真凭实据,那么是很难推测出令人信服的说词的。
  
    希平公是直接来自南富吗?或是来自父母为官他乡的某地?或是从外地回乡绕道南富而后再迁居萍北石溪的呢?我个人趋向第二种可能。主要原因是希平公所随身携带的那本南富旧谱撰于明正统甲子(公元1444年,字辈排序为‘一-万-信-启-世-维-德-敬’),而南富美道与明道合并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并更新字辈排序为‘一-万-承-世-维-德-敬-修-克-昌……’),两谱时隔120年。希平公出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之后约10年的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如果希平公是直接从南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来到萍北石溪,那么希平公理应携带的嘉靖谱而非明正统甲子谱,其四个儿子则应取“承”字名。但如果希平公的父亲早在续修嘉靖谱之前(或随希平公爷爷外迁)就已离开了南富移民外地,有鉴于当时交通通讯落后之缘故,也就不会知道家乡南富美道明道合并撰谱之事,那么希平公也不会出现在南富嘉靖谱牒上,故而希平公父子也就依然按照明正统甲子旧谱字辈排序“一-万-信-启-世-维-德-敬”为儿孙取名。因为如果希平公有直系熟悉的亲人在南富的话,这么近的距离,遇有大事是必然交往频繁的,也就自然知道南富新的字辈派行了。
 
    感觉希平公对待祖居之地南富的情感可以如此比方:某个不是出生在萍乡的萍乡人,而且他孩童时期从来就不曾去过萍乡,在萍乡也无熟悉的亲人,他只是知道家谱记载祖籍地在萍乡而已,于是他成年后依然会说自己祖籍萍乡,但他显然对萍乡的情感不同于土生土长的萍乡人。从外而来选胜萍北这种选择,是有逆当时社会背景下移民大趋势的,因为江西人口多而地赋重的缘故,也于是购置田地屋舍的费用极高。为何不随大流而去往地广人稀的湖广和云贵四川一带呢……?究竟希平公为何选择萍北安居,一定是基于希平公对当时社会做过综合考量的结果,那时的江西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好也最安稳的省份,而萍乡恰位于东西往来交汇之地,社会动态信息可以迅速获取。石溪之地正好位于萍乡北部地区去往宜春之要道上(据说石溪古时曾开设有饭店住宿等)。按当时的情况,萍乡较吉安更有交通及土地价格便宜的优势,于是拥有富足资金在手的希平公选择萍北安居乐业实属情理之中。
 
    那么希平公手头上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唯一正确的资金来源渠道便是继承了丰厚的家业,而并非是仅仅依靠教书为业的积累,更非是为非作歹所获得。再因为希平公继承父业遗产而手上的资金足够,所以可以拖家带口而来萍北开基。
 
    为何不安居于父母所在故地继续教书或经商,却为何要移居非情非故的他乡异地并转向自给自足而辛苦的农耕生活呢? 为何不在家谱里道明其迁徙来源呢?具体隐情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的假设就是希平公来自动乱时期的北方官宦之家,或是厌倦了明末时期腐朽的官场生涯而决定回归祖先的土地安于儒业和农耕;或北方农民运动硝烟四起,身为官府官员的父亲遇难而不得不举家由北南迁。可惜载有希平公手迹书写的那几页已经潮湿损毁,于是今天不得不猜测希平公来自何方。
 
以下是延安(洛川属延安)嘉靖和万历年间大事记: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乾州(今乾县)人樊伸,聚众十万余人起义,后被明军镇压。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依杨一清正德初年之计划,筑定边营至宁夏横城堡边墙。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陕南张文流起事,率众攻入汉中,后遭明军镇压。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鞑靼军攻扰延绥,被明守军击退。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鞑靼军攻扰延绥,明军迎击数战皆败。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设陕西潼关兵备副使,由张问行充任。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鞑靼军攻扰榆林。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套人(蒙古族中的一支)攻延绥,由定边入内地。明陕西三边总督刘天和严令军士奋战,套人败走,明廷给以重偿。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蒙古俺答部屡攻榆林等地,大事杀掠。明以兵部右侍郎张珩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鞑靼军2万余人攻扰榆林等地,被明军击败。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 鞑靼以10万余众攻占延安、保安,在定边被明军击败。十二月 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建议筑西起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今府谷县东北)1500里边墙。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攻榆林,进犯大同。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兵部尚书王以旗经略陕西三边军务有功,明世宗予以嘉奖,加太子太保尚书。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鞑靼攻扰延绥等地。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以都察院右佥都察史、兵部右侍郎江东,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河套诸部攻延绥高家堡,副总兵李梅战死。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 鞑靼套人攻葭州(今佳县)、府谷。冬,鞑靼俺答攻神木堡。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攻扰大同等地,分扰榆林。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陕西巡拢、右佥都史郭乾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俺答攻米脂等县。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 鞑靼河套部犯榆林,至米脂,明守备谢世勋被杀。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延绥明军出塞击河套部,败还。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鞑靼河套部攻明延绥边防黄甫川。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鞑靼河套部攻榆林。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 以陈其齐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七月 鞑靼河套部攻安塞、延安。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鞑靼河套诸部攻明榆林等地。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魏太清等率众500余人起事,攻入山西降州等地,明廷令陕西派兵剿扑。
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平利汪二等起事,攻入四川之太平等地。郭孟行等起事,后败。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董世彦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明以兵部左侍郎郜光先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万历九年(1581),知县刘维芝清丈地亩;除穷山老林外,得中等地41万余亩,按土地肥瘠计征,提倡开荒,安抚流民。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以兵部尚书石茂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明以伙满升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七月 陕西巡抚叶梦熊在贵州召募苗兵3000抵陕。十二月 鞑靼河套诸部攻明榆林、延安。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鞑靼河套部卜失兔(布色图)攻延绥,入固原。为明延绥总兵麻贵击败,获牲畜1.5万余头。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鞑靼河套卜失兔又谋犯边,明延绥总兵麻贵等出塞大破之。
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巡抚刘敏宽大破套人猛可什力于怀远堡。六月,绥德大雨雹。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知县萧九成重修《洛川县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鞑靼河套诸部攻延绥,遭明军阻击,败去。河套部犯延绥,官军击走之。天鼓鸣于西北,红星如斗纷纷坠于井鬼尾界落...(怪异)《延安府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绥德大雨雹。中部县旱,饥。延安旱,饥。
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黄嘉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延绥大旱,大饥,饥民多疫死。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延绥,蝗。河套沙计部再入长城,总兵张承荫败之。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安塞县夏旱,狂风大作,枯禾因风拔尽,秋无获,民采蓬蒿而食。延长县大有年,米豆每斗饯二十文。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延州雨雹,大如蛋卵,禾尽偃。九月,延绥地震。
明崇祯二年(1629)正月,王嘉胤、王二等农民率义军进攻延安,活动于洛川,中部一带。
明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军不沾泥等进军洛川。
明崇祯四年(1631)九月,农民起义军独头虎、满天星、一丈清、上天猴等活动于宜川、洛川。
明崇祯七年(1634),大饥大震,坏屋伤人,不计其数。
明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李自成自宜川、洛川攻入韩城。
 
疑问五:“槐第”是指“三槐”吗?庐陵太原王氏与三槐王氏的区别是什么?
 
    不知源自何时起,某些族人认为萍北石溪的上源是三槐王氏,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二修谱时黄标仪所撰序言中提“三槐”二字,家谱中最早出现“三槐”二字的文章是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林立庭题【寿王世林翁六十】里说:“翁之家有所谓三槐王氏者……。”可知我石溪王氏内部很早以前就混淆了庐陵太原该公王氏与三槐王氏的区别。这种错误观念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许多族内人士都认为这句写在祠堂大门前立柱的堂联‘裕后光前千秋事业荣槐第,敦诗说礼万古纲常振石溪’中“槐第”便是“三槐”的影射,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槐第”只能对应“石溪”,也是一处家族村落,不能对应家族代号,比如“三槐”。
 
    “槐第”只能被理解为希平公儿童时代居住过的一处村落。“第”字都已表明希平公来自于官府之家。假设希平公出生在北方某地的县令之家,那么屋前屋后广植槐树并自喻其宅邸为“槐第”有何不可呢?一般平常人家不能以“第”为其宅后缀,古代须按一定品级为王侯功臣建造的大宅院,通称上等房屋为第,如:第宇(官邸)、宅第、第室、第屋、第馆、府第、私第、门第等。我儿童时期曾随家父第一次回到石溪时,记亲眼见到敦善堂前小溪边确有几株百年以上的槐树!
  
   我族人知道中国王氏流源派系常识的人不多,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王姓世人中知道全国王氏分支划分这类专业问题的寥寥无几。多数人仅限于知道琅琊王氏和三槐王氏。多数人不知道庐陵太原王氏其实与三槐王氏并无任何瓜葛。“庐陵太原王氏”也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正式名号。
 
   在近400年来,萍北石溪王氏几乎与南富王氏没有什么交流往来,这也导致萍北石溪王氏对南富王氏的上源世系从未曾持谨慎区分的心态,或主观上认为“南富”地域很大并居住着成许多不同祖源的王氏后裔(我本人许多年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导致萍北石溪王氏较少主动联络南富王氏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我个人估计是希平公之父或爷爷早年已经离开南富外出做官或移民外省,希平公因为是出生在外再加上交通联络不便并自己又已成家立业忙于自家事务和教书,并且认为自己也没什么至亲家属居住在南富,于是碍于路途遥远之故也就放弃了在有生之年的南富之行。而他的后面几世子孙则更加没有南富之行的感情基础。
 
  “南富”改名成为“栖龙”大约是民国初年,所以在过往100年里,“南富”作为地名已经不存在于现有的正式地图及资料上。如今生活在泰和的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南富”,甚至多数生活在今天马市镇栖龙乡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就住在“南富”,不知道民国初年“千秋乡”地名也改换成了今天的“栖龙乡”,不知道南富圩便是今天两塘村那块地域,不知道当年的“西昌郡千秋乡南富圩”或“吉郡泰邑南富”或“吉安泰和南富”已经改成了今天正式的行政名称“泰和市马市镇栖龙乡两塘村”(有关按家谱去寻找“南富”的难度我写在了“寻根之旅•庐陵太原王氏”这篇散文游记里)!
  
  要了解南富王氏,你必须首先找到“南富”并了解“南富”之概况,而后你才会自然明白庐陵太原王氏与三槐王氏的区别。更加确切地说,希平公所携带的那本南富老谱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萍北石溪王氏的根就来自南富,其上源就是该公后裔明远公南富王氏,今人习惯称该公王氏为“庐陵太原王氏”,今主要分散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广东、贵州、四川和陕西一带。也有人称其为“赣湘太原王氏”。刘一珠公所撰二修谱之《原序》在参照南富明正统甲子谱世系而写道:“唐末有名该字元仁者由太原徒庐陵之何山。宋景佑间该之裔孙曰扆字明远又徒泰和南富。居南富者取科第著宦绩谱不绝书。明万历间南富之十八世曰万交又徙萍。” 可见,希平公为明远公后裔,并同属该公后裔。如果肯定了该公之庐陵太原王氏,也就自然肯定了萍北石溪王氏的上源不是“三槐”。
 
  庐陵太原王氏始祖王该(生殁公元834-926年,寿93岁),唐僖宗中和间因避唐末黄巢农民起义之战乱,携母先入蜀,后转徙江西庐陵。南富明远公王扆是于宋景佑年间(公元1034年)自吉安安福连岭迁来吉安泰和南富置业开基的。而三槐王氏的始祖王言,生殁公元869—930年,祖地山东莘县。可见,王该与王言是同一时代的人并自立王氏门户不同。
  
    三槐堂王氏王祜开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的开封。通常以“三槐世第”、“槐堂世瑞”、“三公槐树”或“三槐堂”等为其郡望门额匾题,不会将“三”与“槐”字分开而简写成诸如“槐第”等名。三槐王氏后裔迁居南方开始于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宋室南渡以后。主要分支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一带:莘县王氏(山东莘县)、三沙王氏(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尚儒王氏(浙江省长兴县)、昆山王氏(江苏省昆山)、江左王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鄞县王氏((浙江省鄞县)、会稽王氏(浙江省绍兴市)、阳山王氏(江苏省苏州市)、余姚王氏(浙江省余姚)、三衢王氏(浙江省衢州市)、平江王氏(湖南省平江)、珩坑王氏(福建省南靖)、小沙庄王氏(江苏省江阴市)、桃源王氏(江苏省泗阳县)、盐城王氏(江苏省盐城市)、潜山王氏(安徽省潜山县)、沭阳王氏(江苏省沭阳县)、开沙王氏(安徽省滁州市)、冕宁王氏(四川省冕宁县)、筠连王氏(四川省筠连县)、射洪王氏(四川省射洪县)、梓潼王氏(四川省绵阳市)、高县王氏(四川省宜宾市)、曹县王氏(山东省曹县县)、英村王氏(山东省巨野县)、炮车王氏(江苏省邳州市)、萧县王氏(安徽省萧县)、海曲王氏(山东省日照市)、前坡王氏(江苏省连云港市)、濮阳王氏(河南濮阳市)、黄不城王氏(江苏省新沂市)、滕州王氏(山东省滕州市)。我们萍北石溪王氏的字辈排序根本套接不上以上任何三槐各分支字辈排序。
 
    “槐第”二字长期诱导着我们走向三槐而我们确不自知。我们之所以容易误认南富王氏为三槐王氏,因为庐陵太原王氏那时还没有形成有名气的派系。但萍北石溪王氏确实不是三槐王氏分支。
  
  自南宋而至元明清时期以来,三槐王氏在泰和居住并繁衍形成族系的记录几乎为零,更不用说在南富这小村落了(“南富”乃弹丸之地,其规模不会大于石溪再加上门前那片田园空谷地域规模。自北宋以来,这弹丸之地从未曾有过任何其它世系王氏并建立祠宇历史)。我想这主要原因是江西在当时是人多而土地资源紧张的地方,南宋过江而来江西的北方移民(如今习惯称为“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江西赣南、福建、广东和湖南等地,而江西却反而是那个时期向两湖及西南诸省移民出去最多的省份。
  
  我不解我族人何以百年来一直将“槐第”理解为“三槐”却不持非议的理由,比如为何不说来自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呢?可以肯定的说“槐”不是三槐王氏的特有标志。今天的族人皆以为槐树只是北方树种,并认为南富也可能曾居住过三槐王氏后裔,于是就这么想当然而轻易地认为萍乡石溪王氏就是北方三槐王氏后裔。后来我特意电话山东一家大型槐树种植基地专家问槐树可否在南方生长的问题,那专家回答说:“他们自己在山东的种植基地是从江西吉安迁移过来的!基地迁移北方的目的只是因为槐树比其它树种更能抵抗干旱严寒而且树龄特长。而别的树种则抗寒能力较差。只是槐树生长非常缓慢,于是南方不太喜欢种植槐树而更喜欢种植樟树和榕树,但不等于南方不能种植槐树。”  
  
疑问六:南富王氏美道族今何在?
 
  美道与明道合谱并派的直接原因是南富王氏明朝时期向外迁徙得大多而人口锐减所致吧,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几百年字辈分开渐渐出现称谓及婚姻伦理等系列麻烦。
  
  据今天南富谱记载,嘉靖四十三年之前,美道自南富外迁的有50几户,明道只有31户。据南富介绍说,嘉靖年间留在南富的美道族户依然远远多于明道祖族户。原因是美道生三子元功、元仲、元承(元功生经之为枣园族,生建之为槐下族,经之后四世曰敬翁为池头族,五世曰用中为石滩族。元仲生信之为王源族。元承生益之为楼下族,其支孙曰廷冤为下塘族)。而明道之后单传轸-焕。所以合谱合序时字辈排序是按照美道的字辈排序为基础而新设为“(一-万-承-世-维-德-敬-修-克-昌......”。萍北一修谱中有这么一句:“由泰和南富来萍今百有余年矣,计其世则六,计其人满百,生齿繁矣!”二修谱中有这么一句:“希平公以上则有南富谱可考。从前叙草谱时,世系仅得其六,而齿次必序,善迹必录,以及词翰词仪无不毕具,盖其勤哉!” 我们可以依此而知道,当时万交公所携带南富老谱上的“世系仅得其六”便是“信-启-世-维-德-敬”。而今萍北字辈齿序为“一-万-信-启-世-维-德-敬-锦-永-树......”。南富谱中的“承”字据南富解释当时是指“承上启下”之意,于是“启下”也就是将“启”字去除之意。
  
    如今坐落在两塘村的顺德堂是明道祖祠堂,而美道祖祠堂为“和一堂“,明远公祠堂为“雁翼堂”,皆坐落在几百米之处且已坍塌成为断垣残壁。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现存南富嘉靖四十三年老谱也未必涵盖了所有明道、美道和乐道后裔,比如该谱就根本没有乐道族派。而元末及明朝时期外迁的人太多,导致许多现居西南诸省的南富王氏家族皆不在这本南富嘉靖“总谱”内,这是个事实。目前南富王氏理事会正在寻找南富王氏清朝总谱。
 
疑问七:“槐翁一兄大人”就是“槐第”的主人吗? 发现“王一贤”!
  
  因为此次五修家谱的原因,因为这句‘裕后光前千秋事业荣槐第,敦诗说礼万古綱常振石溪”里“槐第”的原因,我便又特别关注“槐”字了。无意间吃惊地发现四修谱不起眼处出现这么一段像赞文字:

 
 
                          槐翁一兄大人像赞】
衣冠是正金玉其相席丰履厚志洁行芳桂兮献瑞兰也呈祥依依绕膝济济成行九重恩渥五福名扬万年乃德载锡之光   赐进士出身前任陕西洛川县正堂       
姻愚弟敖星煌顿首拜题
 
 
                        
    敖星煌:字乾垣,江西萍乡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读书之暇,旁及岐黄,兼搜艺术诸书。丙申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恩科殿试金榜进士,通籍后赴粤,应文壮烈公之聘。辛丑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归里。越癸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赴选,签掣陕西洛川县知县。抵省即充陕甘是科乡试同考官,所得门下士,皆先后入词林。闱毕赴任未两月,即闻讣丁继母艰。是冬回籍守制,凡籍中公事靡不襄理。咸丰元年(1851年)任抚宁县知县(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甲寅(1854年)调补玉田;乙卯(1855年)升河间府同知加运同衔;乙丑(1865年)捐升员外郎。配吴大淑人东阳望族。   
敖星煌一生做官在外,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上履历说敖星煌是在恩科进士之后为洛川县令。可知“赐进士出身前任陕西洛川县正堂”则是指“槐翁一兄”这个人。这个“槐翁一兄”是出任过洛川县令后才获得恩赐“进士”的,这恰恰与敖星煌相反!但敖星煌只仅仅在洛川县令位上待了两个月便返回萍乡,却为何留下如此的一幅像赞?
 
    “槐翁一兄”之名不在萍北石溪王氏族谱齿次表册里。我查阅所有带“槐”和“一”字的前辈名单如下:
 
维槐,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四月初八日亥时生(公元1702年),乾隆十二年丁卯六 月初一日亥时殁(公元1747年),葬横冲祖山虎形丁山癸向,
敬一,字济刚,乾隆三年戊子九月初八日戌时生(公元1738年),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四月初一日午时殁。
锦槐,恩赐登仕郎,一名炳泰,业儒,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九月十五日巳时生(公元1779年),殁阙,葬杜家冲祖山虎形甲山庚向。
永卿,一名福堂,字槐庭,号植斋,业儒,嘉庆二十三年生(公元1818年),咸丰元年殁(公元1851年),殁阙,葬祠后荷叶塘。
树槐,字品三,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初十日子时生(公元1840年),同治五年丙寅三月二十八日午时殁,葬虎形祖山丁山癸向)。
树槐,字占发,道光二十四年生(公元1844年),殁未详,葬羊古塘。
永理,一名振琪,字玉一,前清赏戴双眼花翎五品衔,咸丰十一年生(公元1861年),民国十二年殁。
树槐,字品章,号炳生,公元一九一六年生,殁未详。
家旭,字槐贵,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九月二十七日寅时生(公元1903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乙酉十二月初五日申时殁,葬王家屋后。
 
    觉得敖大人赞词里的人物应当是一位深得其敬仰并身着官服的一位知名官员,而以上名单中的前辈皆无带“一”字用名或年号时间不对,或是没有突出的个人业绩,也于是难以获得敖星煌对其书写像赞。古代社会大概只有富贵之家和官僚之家的当家人才有机会被画像,我族家谱中还有另外一位叫“琴聪王年兄”的有此像赞,但在家谱中也无法查证他是谁,估计是一位供职于军队的军师级人物,见清朝进士张世瑛题 (张世瑛应当是一位清朝武官官员,于1762年(乾隆27年)奉旨担任台湾北路协副将)。那么这位做过洛川县令的“槐翁一兄”是否就是那“槐第”的主人呢?这“一”字是否就是“一”字辈的某位祖先呢?!古人常以“姻弟”或“姻愚弟”来表达一份乡情关系而屈尊自己的谦称,而并非表达说是现代话语里的“小舅子”之意。他们这两人为何被登录在了家谱齿次表册里?
 
    但敖星煌所提像赞特别提示其身份为“赐进士出身前任陕西洛川县正堂”,确实隐含着使人联想的信息。从网站查阅陕西洛川明清县令名录,令人吃惊地发现“王一贤”,后来经与洛川县档案局联系确认“王一贤”曾任职于明嘉靖洛川县令,《陕西通志》卷53《名宦四•明•王一賢》记载这么一段话:“王一贤四川南部县人由举人任洛川令催科酌定三限人服其信建二城楼规制宏達朔朢进诸生立程讲学日夕不倦士林咸颂德化洛川县志”而位列明朝名宦。或许就是王一贤在洛川的业绩好,而后被朝廷恩赐进士。那么身处洛川这槐树之乡又贵为县令大人的宅子是可以用“第”字称谓的。
  
    王一贤任职于洛川县令的时间大约是公元1564-1574年,大约距敖星煌出任洛川县令之前280年。可能的解释是敖星煌在洛川县衙内的两个月内读到或看到过王一贤的资料并了解到希平公南迁到了萍乡的资料,于是出于乡情和与王一贤正好相同的官历以及出于对洛川这位进入四库全书的名宦官的尊重,欣喜之余便写下了这首像赞。还有一种可能是希平公那时还有直系亲戚在洛川,他们知道新县令敖星煌正好来自于萍北(希平公生前曾与他的远方亲戚有书信往来),于是就主动与敖星煌谈到此事,于是敖兴煌书写下来了这幅像赞,回到萍乡丁忧时便将这首像赞交给了希平公后裔萍北王氏某人。
 
    在没有更多真实历史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今我们只能靠推测来重现历史。不知道究竟是何人何时将这像赞入选在萍北石溪王氏的家谱里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槐翁一兄”不是随意被加上去的,而是在锦湖公与永九公所撰二修续谱序言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期间加上去的,其人必然是与希平公存在血缘关系。只所以二修谱期间未曾解释这幅像赞,可能还是手上没有南富谱可为佐证的缘故吧,或因为这位“槐翁一兄大人”是明朝官员,出于某些敏感的政治原因而不便张扬吧,也或许那时人们对此事重视不够而没能记录下来这两项像赞之由来。我暂居萍乡东门外道口王良堂家修谱时,四房敦字辈王新华对我说,他曾亲耳其父说希平公来自陕西!
 
  我曾工作居住于北方达十八年之久,去过许许多多北方乡下,对槐树一点也不陌生,知道北方村庄里里外外真的是随处可见槐树,季节一到满树银花飘香,家家户户采集槐树花而食用,且槐树多子,与怀子谐音,古人多栽于宅院内以求多生儿子,故在北方被视为吉祥树种。关于洛川的槐树,有人曾这么描写陕西洛川的槐树:“在洛川这块大地上,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颗或者好几颗高大的古槐树,树龄究竟有多少年,没有人能说得清,粗的六七个成年人不一定能合抱的住,小的直径也在1.5米以上,这是每个村子的标志,要想抵达或者接近一个村庄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顺着有槐树高大树冠的地方走,就不会错的。槐树一般位于老村庄子的中心地带,窑洞以树为中心而建,洛川的村庄和古槐树情同手足、相依相牵……曾有一家农户用700岁树龄的槐树根雕成了一具巨型根雕狮子。”
  
  我也喜欢槐树。我想,南方人如果去北方农村并见到粗大高茂的古槐树也一定会很喜欢,正如我们今天在南方见到那些古樟树和榕树一样。
  
    假设希平公出生在洛川这槐树国中的县令家,那么屋前屋后广植槐树并自喻其宅邸为“槐第”有何不可呢?一般平常人家不能以“第”为其宅后缀,古代须按一定品级为王侯功臣建造的大宅院,通称上等房屋为第,如:第宇(官邸)、宅第、第室、第屋、第馆、府第、私第、门第等。
 
    王一贤其人诗情画意又颇爱槐树之古韵神灵之气,于是书“槐第”于爱宅之门楹也!也于是其子孙受书香门第之熏陶而可以业儒矣。从他曾在洛川兴国寺所作这么一首诗来看,王一贤其人佛学思想浓郁,人品端正而文学造诣极高,诗曰:
 
                         匹马过山麓,探奇古刹中,
                         长松巢水鸟,高塔叫征鸿,
                         往碛余残碣,传灯问法公,
                         人生蕉鹿梦,了吾总成空。
  
    四川南充市南部县有一乡名“千秋乡”,泰和栖龙乡两塘村原名是“泰和县千秋乡南富屿”。古代迁徙,人们有带去故乡地名随往的习惯(无法考证南充市南部县千秋乡与泰和南富的关系)。
 
    据说,现在居住在四川的汉族人中60-70%都是明清从江西迁徙至四川的先民后裔。明清时期江西迁徙云贵四川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大趋势,好似现代中国人喜欢来沿海打工一般。我们不能排除这位王一贤就一定不是从江西迁徙而去的。王一贤可能迁徙去了四川南部县后不久便又考中举人,再举家迁往洛川为官并安家于斯。
 
    正是因为今年的初秋我获得南富王氏赠送南富王氏嘉靖四十三年老谱,使得我更加确信洛川县令“王一贤”极大可能就是南富谱中所载的“王一贤”。美道-敬翁-民望支派的池头族有“一贤”的存在。原谱记录王一贤的信息是“生嘉靖庚子十二月十一日(公元1540年)娶欧阳氏葬本里伍家园继康氏”,其父王如时的信息是“字子序邑学生治易生正德甲戌(公元1514年)嘉靖己未(公元1559年)应贡授金华府学训导殁嘉靖辛酉(公元1561年)娶萧氏子二贤赛”。
 
    于是,我们可以作如下联想并推测论证:王一贤父亲王如时外出做官的时间是公元1559年,是在南富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合修谱之前,此时王如时45岁,王一贤19岁,弟弟王一赛8岁。估计王如时是举家迁金华府上任的,但可惜其在官任上只做了二年便仙逝他乡,并葬在金华。之后,21岁的王一贤应该是在亲人或友人引导下携母亲、妻子和弟弟去了四川南部县,并随身带走了那本明正统甲子美道池头族谱。再之后,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王一贤在南部县考中举人并被友人推荐出任边关要塞洛川。可能是王一贤少年丧父丧妻之痛以及过早承担起了全家生活重任的缘故,20几岁的王一贤成长得极快,思想里佛教“空”的概念逐渐形成。估计那之后,王一贤忙于学业、家计和官事就再也未回到过南富或芫上,甚至再也未曾与南富有过书信联系。
 
    希平公生于明朝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此时王一贤34岁,希平公自小跟随着父亲王一贤生活学习于北方。“槐第”应当是在陕西或北方的某地王一贤的官第。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王一贤74岁。或许是王一贤逝世的缘故吧,也鉴于北方战争和灾荒频发的原因(参阅本文上节延安及洛川嘉靖万历年间大事记)。万交公于是举家南迁于萍北石溪。此时,距王一贤离开泰和芫上村约55年,距民望公明天顺年间离开池头乔迁芫上145年,距敬翁公元泰定年离开南富枣园乔迁池头290年。
 
    南富老谱中记载了另外一位美道后裔进士王一乾(字元卿,生于嘉靖壬寅,子三万镒、万镐、万铉),嘉靖辛未(公元1571年)中进士后出任过陕西按察使。
 
    公元2014年八月,我第一次用三天时间旅游了洛川。洛川位于陕北海拔1000多米的黄土高地,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槐树,又是苹果之乡和皮影之乡。王一贤题诗的那座兴国寺万凤塔如今还矗立在土基镇境内。古代朝廷喜欢屯兵于此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明朝时期那里是边关要塞,后面不远处的山麓脚下便是“秦关”。
 
    从洛川县档案馆获知王一贤为明朝嘉靖县令,籍贯为南部。有必要说明的是,明代时期的“籍贯”通常指科举考试考生所在户籍地,而非指“原籍”祖居地或出生地。清代纪晓岚修订四库全书时将王一贤列为名宦官,于是就顺着将王一贤写成南部县人(我也曾联系过南部县档案局,但他们查不到王一贤这人)。王一贤也可能调任多处地方为官,于是“槐第”也可能不在洛川。继续寻找“槐第”和万交公的直系亲属将来就成为第六修谱理事会的首要任务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网络信息越来越丰富,我相信我族英俊后生将会收集到更多有关我族上源相关的历史资料,并呈现于以后更为完善准确的六修谱中。追求卓越和真知是我对我族后代来人殷切期盼,但今天将我萍北石溪始祖希平公挂靠于南富谱内王一贤名下也绝非仓促轻率之举。
 
疑问八:关于“一本”的含义是什么?
  
  以前,我族人曾因苦于找寻不到希平公父系上源而意欲将我族过继到某某王氏名人之下,理由是古代以来许多家族常常如此作为。后人可以将始祖过继给更老的祖先吗?这是一个让人不知可否的问题。感情上是不愿意的,总认为还是宁缺毋滥的好。因为通常只有父母在世时将某个儿子过继给无有子女的叔伯兄弟的,也听说自己家族连挂某某圣人名下以起到光祖耀祖的广告效应的,也有某某家族遭遇特殊困境而屈身于某某权势家族下的,还有自己认为自己独身一人又身世不可考而自愿过继到某某宗族等等。
  
  上次五修谱预备会议于2013年12月在祠堂召开,期间有人认为一副堂联“同宗合族尊卑长幼原従一本分来,筋纪整綱学问事功都向五伦做起”意涵双关,其中的“一本”有万交公父亲叫“一本”的暗示。后来查询南富谱,果有“一本”其人,其生嘉靖丁亥(公元1527年,长希平公47岁)而谱中并无子女记录,也没有殁葬记录。从南富谱里查阅到“一本”之父“如珠”是一名普通农夫,其家庭未必就有正式合编族谱。比如1924年石溪三修谱时只发放了13本族谱,1995年石溪四修谱时只发谱27本。其实,这里“一本”是对应第二句里“五伦”的。
 
    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有关“一本”二字,家谱【家训十六条】内有这么一句:“睦宗族重一本也,盖分属宗支以和为贵……”。《孟子·滕文公上》:“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朱子语类》卷九:“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公冶长篇一》:“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
  
  如今已经可以确定明远公南富王氏就是萍北王氏的上源世系,该公-余公-项公-璘公-陔公-忠公-梾公-浦公-扆公-师儒公-美道公-元功公-和叔公-焕可公-景云公-敬翁公-復初公-麟昭公-彦瑞公-民望公-兴义公-典正公-如时公-一贤公便是我族始祖希平公之祖根上源,而我们也已深蕴祖先在天之灵昭示我族人“敦爱敬善,型仁讲让”的哲思,那么此次五修谱于大功告成祭拜列祖列先之际可以不至于那么诚惶诚恐了!
 
以上谨此作为萍北石溪王氏五修谱序言之附页。  
 
                                庐陵王氏该公后裔三十九世孙王钛功2014年秋日于厦门 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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