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时间：2014-05-19 15:59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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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
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
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
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
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
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
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
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
江西填湖广是发生在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影响十分深远。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长沙地区遭到大屠杀后，人烟稀少。多年后有对从江西过来的青年男女，来到长沙安居乐业，后代繁荣。长沙人因此称江西人为“老表”，以视江西人为亲戚。生在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影响十分深远。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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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瞩目。早在宣德年间，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一千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他们与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场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江西帮。
不仅在朝如此，在野亦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及新开发的地区，江西人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说法。举个极端的例子。
十七世纪前后，有人曾从云南出发，沿怒江（萨尔温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竟发现沿途各地只要出现聚落的地方，其酋长头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
不知从何时起，这些江西人有了个绰号，叫做“腊鸡”，江西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称作“腊鸡”不得其详，但揆情度理，这与江西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长途移徙的过程中，不仅风干的腊鸡更易于保存，而且，给遍布全国的远方亲人捎点儿土宜，腊鸡无疑亦是不易变质的上品。
大概是元明时代的江西人随处可见，江西人制作腊鸡的工艺及食用习俗更是别致，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腊鸡”的绰号。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
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徙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外出商贾负贩、打工趁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
明人叶权的《贤博编·游岭南记》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的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
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辖有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
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在鄂北的随州，鄂东北的大悟、红安，以及江汉平原的云梦、黄陂等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背井离乡的江西人被反绑着双手，用船押送到湖广的江汉平原。
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对此，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就曾指出——“（荆楚）鱼粟之利遍于天下。”所谓鱼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广的粮食生产。至迟到天顺年间，“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就已蜚声远近。
张国雄先生的分析，这里的所谓湖广，主要是指江汉一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地区。谚语的形成及盛传，标志着主要由移民开发的两湖地区，已经成为了长江流域先进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湖广填四川”，得名于清代魏源的《湖广水利篇》中谈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在四川历史上有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前期。当然，对于现代四川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来源于明末清初四川战乱对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明代末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给了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就四川而言，张献忠在四川的征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乱使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人口最严重的耗损，四川这个地方人烟断绝，田土荒芜，虎患酷烈。据册载当时四川人口仅8万多人，经过专家修正也不过60万人左右，这对于广阔的四川盆地而言可见荒凉之至。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人口稀少时期，四川的中古时期文化几乎断绝！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窄乡的居民自然有了就宽乡垦种的动力，而清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鼓励其它省的人口移民四川，这样形成全国各地的移民涌入四川的移民浪潮，主要是湖广（两湖地区）、江西、广东、陕西、福建、江南（安徽人、浙江、江苏）移民为主，也有山西、河北等地移民。由于迁入的移民中以湖广籍最多，故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
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重庆的战争尤为惨烈，死伤最为惨重，如果没有人口填进来，那简直就成蛮荒之地了。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本汇编所收资料均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二、“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中国移民圣地之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
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鄱阳瓦西坝,南京杨柳巷和客家人的福建宁化,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四大移民之地,也是寻根之地.其中江西鄱阳县(古为饶州)瓦西坝,全国有两亿人的祖先是这里出去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在元末和明末两次战乱后,湖北和安徽,河南大地因受战乱之害,十里无人烟,而江西饶州远离中原战乱,背靠徽州,有鄱阳湖平原的沃土,得以人丁兴旺,两朝政府均以瓦西坝为集结地,大规模的向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移民,现散居这些地方后人打开族谱,十之八九显示饶州瓦西坝为祖先之地,据考一个安庆府有记载移民就有20万,可以说安庆十之六七的族源是瓦西坝的后人。
《新洲县志•杂录》载有“瓦屑坝考”一文，“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着于瓦屑?。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考饶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载郡志。峰峦苍秀。泛彭蠡者百里外，隐隐可见，延袤起伏，凡十里许，而总谓之尧山。山在鄱江之北岸．南岸有水斜出通江．即所谓瓦屑?是也。”原来，瓦屑坝在古饶州鄱阳县鄱阳湖边的尧山之麓、鄱江之滨。“瓦屑坝瓦屑塞虽不敢遽指是何冈阜，而其东北不越双港，西南不越莲河，断可知也。”可知瓦屑坝大致范围在双港、莲河之间。瓦屑坝也称之为瓦燮玲、瓦屑?，瓦屑?现属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大莲子湖滨的莲湖乡，村落名为瓦燮村。瓦屑坝原是制陶工场。相传姑苏陶人曾在此制作陶器，因避黄巢之乱．复徒吴地。这个制陶工场便成为一片废墟，《姜氏宗谱》称瓦屑坝之得名不应晚于五代之际。瓦屑者，不专指瓦之碎片，亦应泛指所产陶器之破损毁坏者。姜氏迁徙之前，还见到埋于土中残器碎片“其屑坚厚近寸，虽历风霜不泐，土中掘出，则有如盆者，如百壶罂者，如瓮者，而罂为多，间有如今宫殿所用琉璃瓦者。其坌而为阜纡，而为冈垒，而为路迭，而为墙倾、而为崖罗，而为茔辟，而为基艺．而为图；或蚴?如长虹，或从聚纷纭如蝌蚪，或散布如落花、如鱼鳞。乱甓颓垣．绿杨衰草，久与汉寝唐陵，共凭吊于韵歇。烟销日落潮平之外，而风雨所剥．波涛所啮、不知凡几年矣，瓦屑固如故也。”可见瓦屑坝当地陶土质量好，烧制的陶器颇佳，工艺水平较高，故还被选作宫殿营造之用。
瓦屑坝曾是豪门望族聚居之地，“其姓则有余，有陈．有邹．有杨，有王，有赵，有董，有张、有彭……”元末明初，虽有陈友谅军骚扰，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故罹患稍浅，人口未有大的损失。于是朝廷令徙饶州民填实安徽、湖北等地。瓦屑坝水绕山环，堪舆者称其地有风水之胜。瓦屑坝峰峦苍秀，延袤起伏；鄱湖水阔，渺无津涯，而港汊湖滨，皆萑苇芰荷。瓦屑坝人男耕女织，以耕读为本；兼或渔樵，或怀资怀技，游走他乡
江西为何填湖北.
早在唐宋时期，便有江西之民迁居湖北，但人数极少且不成规模。江西之民大规模迁居湖北，发生在明朝初年。古代发生移民的的必要条件是迁出地必须是地少人稠，而迁入地应是地旷人稀。元末明初的战争和灾荒造成的地旷人稀，为湖北接纳大批江西移民准备了条件。湖北曾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发源地之一。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徐寿辉与麻城邹普胜、江西宜春县彭莹玉等人一起发动起义，并在圻水（今浠水）建立 “天完”政权。徐寿辉 红巾军很快发展到百万人，纵横驰骋于长江南北，控制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广大地区。当时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到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至正十三年（1353），元朝廷调集几省军队，对红巾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徐部损失惨重，并殃及湖北大部地区。 朱元璋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也把昔日对元蒙作战的“友军”作为敌军清剿，如对在湖南、湖北的陈友谅余部，便出动大批军队剿灭，并滥杀无辜，这也使当时湖北人口进一步凋落，大部地区几无人烟。对此，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如同治《汉川县志》云：“（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又据道光《安陆县志》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湖北不仅遭受兵灾涂毒，而且天灾肆虐。如《元史•五行志》载：“至正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这类记载见于国史方志谱牒者比比皆是。在移出地江西，自北宋时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梯田在各丘陵地区更为普及；梯田的大量出现，说明可资开发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了。宋代江西政区比唐代增加了一州、四军、三十一县，政区的增加说明户口的增加，这就必然出现人与耕地的矛盾，而到明初时，人与耕地的矛盾己十分突出了，人浮于土的状况在《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条）中亦有记载：“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因此，人与耕地的矛盾必然迫使江西人口外迁谋生。兵燹之灾也使许多人奔走他乡。如民国二年修《胡氏族谱》载：“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赋役苛重而逼使民众离乡背井迁徒他处，乾隆《吉安府志•赋役志》称明代“无名杂用旁见迭出，”仅洪武初常征的赋役就达28种之多！“物粮夫差，百端催迫，至不能存，而窜徙于他乡，民之逃亡，此其故也。”（同治《南昌府志•赋役志》）在苛捐杂税的逼迫下，千千万万的江西移民不得不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远徙至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求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移民到湖北的江西人，主要来自赣中、赣北诸州县，来自赣南的较少。自元末明初兵燹以来，湖北不仅人口稀少，而且闲田旷土大量存在。故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湖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湖北气候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鄂西、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竹溪县志•艺文.》卷12，同治年间刻本.）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外省人口大举流入湖北，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
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根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移民档案”资料介绍，其分布是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即以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而拓展的。以地区单元而言，鄂东北是明清两朝受战乱之灾而遭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这里土肥地美，交通便捷，是长江中下游移民迁入流转的必经之地，也是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从该区域136族家谱数据中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占移民家族的88%。鄂东南与江西相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在鄂东南69份家谱中，记载来自外省者有63族，其中江西籍有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极易开发，最为吸引外省移民。在107族家谱资料中统计，来自外省者有97族，其中江西籍为77族，占移民家族的77%。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交通枢纽，是北方移民南下、南方移民北上必经之地；区域内多丘陵，土地稍贫瘠。在“移民档案”鄂北的15族中，江西籍有11族，家谱样品太少，似难以反映真实历史。但张国雄先生在随州等地实地考察，认为随州江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的80%；宜城约在70%左右。鄂北处于移民结构的过度地带，江西籍移民会少于鄂东北、江汉平原地区。鄂西北山区与川、陕、豫交界，历来“流寓多而土著少”（嘉庆《大清一统志•郧阳府》）。依旧志统计，鄂西北80%是移民后裔，江西籍移民后裔仅占30%。鄂西南是土家族聚居地，自古有“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移民不多。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涌入，估计江西籍移民比例不会少于鄂西北。虽然湖北境内江西籍移民有一定分布差别，但江西籍移民家族占移民总数中的大部分是可靠的。据“移民档案”湖北部分数据介绍，在339族移民中，江西籍有254族，占移民家族的82.5%，这个资料足以说明江西籍移民的数量优势，此数尚不包括湖北填四川中的江西籍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的江西移民 江西籍移民大量迁居湖北，改变了自然资源与人口比例的配置，使自然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始迁祖辈们荜露蓝蒌，以处草莽，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为开辟和重建湖北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许多家谱中都有记载，兹录数则： “（洪武初）自政公亦扶老携幼卜居于黄冈龙丘之北五里庶安乡，其间 土地平旷，满目荆棘。公于是辟草莱，结茅而居。斯时也，播迁之余，无一成之田，无一瓦之覆，环睹萧然，不避风日。公昼则作苦田间，夜则执经一卷，……怡然自守。”（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自政公传》） “洪武戊寅年，三公始迁于楚北黄州黄冈邑，地号玫王竹林，辟土田， 剪荆棘，以立门户。”（民国五年《徐氏宗谱•序》） “黄麻各处久经元末大乱，百里无人，草深数尺，非公斩棘披荆，吾子孙安有乐土哉。”（民国十二年《黄陂周氏族谱•外正事实录》） “我族始迁祖宏魏公原籍江西南昌县铁楼巷，明成化间，移居湖北枝江县东八十里东之古生江湖，……我祖至时，挽草为据，辟荆而居。……开垦之功，犹存口碑。”（民国十五年《甘氏宗谱•枝邑隶籍说》） “我迁祖文炳公当有明洪武之初，冒干戈扰攘之险，忘栉风沐雨之劳，斩棘披荆，肇基楚北，胼手胝足，隶籍玉沙。”（民国二年《邹氏族谱•续谱序》） …… 他们含辛茹苦，创建家园，辛勤劳作，顽强创业，可以说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是一部创业史，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有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移民先辈们在平原地区广修水利、挽堤围垸，改变了湖河深广、垸少地旷的局面，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湖北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明清时期，湖北的粮食亩产最高已达6石，普遍达到2石5斗或2石。从洪武初年至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见明弘治时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职官》：“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这也印证了经江西移民的开发，湖北已成为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
湖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很发达。明初至中期，垸田的开发及推广，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纺织业已成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据方志记载，荆州府之棉纺织业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应城所出棉布、汉川县的棉花及棉纺织品的产量及销量极为可观，市场营销态式良好。广济的纺织老布，谓之家机布，密厚匀细，远乡争购。由上可见，明代棉纺织业成为湖北广大乡村农户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棉纺织品也因此成为乡村市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种植历史悠久，更是明代湖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检读《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湖北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至清季末年，湖北羊楼洞成为名扬中外的茶区，著名的通往俄罗斯的茶商古道，起点就在湖北羊楼洞。经过江西移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奋斗，湖北己是富庶之乡。大部分江西移民以耕读为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培养了许多俊贤栋梁之才。如驰名文坛的公安三袁，医圣李时珍，医学家万密斋（明末清初罗田人，时人誉为神医，所制万氏牛黄清心丸沿用至今），首辅张居正、一代名将熊廷弼。清代名臣张鹏翮、地理学家杨守敬、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凡此诸多人士，今己成为湖北历史之家珍！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代人层累的积淀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
江西始迁移民的文化遗存
(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厮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语言甚至地名上都有表现。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等地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一代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城东有地名称瓦屑坝，李时珍的家在就在瓦屑坝附近。这里原是雨湖与袁市湖出水交汇处，设有一渡口。后来为了方便通行，便在这里设了一道堤坝，取名瓦屑坝。可惜这个最能代表江西移民历史的地名现已被取消。至于从江西带来的村落地名，在家谱中比比可见，例如明代原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是始迁者从江西吉安县带来，只因社会变迁而被历史湮没，这些带来的村落名称已不见延用。鲜为人知的湖北客家人也是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居县：即黄安县、麻城县，有客家总人口约15万人，此说得到一些研究者和客家网站的认同。 而落籍麻城县的一些客家先民，陆续迁往周边州县，称为“麻城过籍”。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其中有些移居四川，成为四川客家的来源之一。在风俗方面，从江西迁入湖北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乡人多在祭祖之供品“刀头肉”上插筷，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证明了江西填湖北的史实。 从明初到清末，不断有江西移民迁至湖北，这个为时600年左右的移民潮，其高峰是在元末明初和清代乾隆及其之前这二个时段。只要对湖北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会感觉到，江西移民对湖北有再造之功！尽管江西移民后裔己成为湖北土著，但是，我们不应忘却瓦屑坝、筷子巷，不要忘记曾经哺育过我们的始迁祖的那片故土。毕竟中国人崇尚血浓于水的情怀！
瓦屑坝,族谱中有"江西瓦屑坝"、"鄱阳瓦屑坝"、"鄱阳桃花渡瓦屑坝"、"瓦屑坝叶家村金鸡岭"等不同的写法,肯定在鄱阳(今作波阳)县。但岁月流逝,瓦屑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的波阳县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名了。我们把目光注视到今波阳县城西面一个叫“瓦燮 ”的村庄,果然在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着“瓦燮”就是“瓦屑”的雅称。“瓦燮”就是元末明初的"瓦屑坝"。瓦燮 今属莲湖乡,离鄱阳县城鄱阳镇(即当年饶州府治)不过一二十里,处于鄱江三角洲,离鄱阳湖的汊湖大莲子湖不过十来里,周围湖泊密布,水路通畅。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在宋代鄱阳县城已逼近鄱阳湖,而鄱阳湖的南部在元明时期正经历一个扩展期,到清代才逐渐因泥沙淤积而有所缩小。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的瓦屑坝是一个濒临鄱阳湖、*近鄱江的聚落和水运码头。瓦屑坝的"坝"应该是鄱阳湖边的一条坝,真正起着护岸作用的坝,聚落因坝而得名。时过境迁,由于泥沙淤积,鄱阳湖逐渐远离瓦屑坝,坝因不再有存在的意义而湮没,瓦屑坝这个聚落名称也被改称为瓦屑(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濒湖县中已找不到带"坝"字的地名,说明防止陆地陷湖和湖水的漫溢冲蚀早已成为历史。今天鄱阳县中带" "的地名不止一个,还有 口镇、 口曹家、南湖 等,所以瓦屑坝之改称为瓦屑 ,也不是偶然的。遥想当年,饶州府属各县的外迁人口沿昌江、乐安河(婺水)及其众多的支流顺流而下,出饶州府城后,在鄱阳湖边的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舟北上。到达湖口后,多数人就近在安庆府属各县定居,少数人或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他省份。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
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
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
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
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
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
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
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
江西填湖广是发生在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影响十分深远。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长沙地区遭到大屠杀后，人烟稀少。多年后有对从江西过来的青年男女，来到长沙安居乐业，后代繁荣。长沙人因此称江西人为“老表”，以视江西人为亲戚。生在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影响十分深远。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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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瞩目。早在宣德年间，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一千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他们与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场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江西帮。
不仅在朝如此，在野亦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及新开发的地区，江西人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说法。举个极端的例子。
十七世纪前后，有人曾从云南出发，沿怒江（萨尔温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竟发现沿途各地只要出现聚落的地方，其酋长头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
不知从何时起，这些江西人有了个绰号，叫做“腊鸡”，江西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称作“腊鸡”不得其详，但揆情度理，这与江西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长途移徙的过程中，不仅风干的腊鸡更易于保存，而且，给遍布全国的远方亲人捎点儿土宜，腊鸡无疑亦是不易变质的上品。
大概是元明时代的江西人随处可见，江西人制作腊鸡的工艺及食用习俗更是别致，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腊鸡”的绰号。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
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徙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外出商贾负贩、打工趁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
明人叶权的《贤博编·游岭南记》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的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
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辖有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
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在鄂北的随州，鄂东北的大悟、红安，以及江汉平原的云梦、黄陂等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背井离乡的江西人被反绑着双手，用船押送到湖广的江汉平原。
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对此，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就曾指出——“（荆楚）鱼粟之利遍于天下。”所谓鱼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广的粮食生产。至迟到天顺年间，“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就已蜚声远近。
张国雄先生的分析，这里的所谓湖广，主要是指江汉一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地区。谚语的形成及盛传，标志着主要由移民开发的两湖地区，已经成为了长江流域先进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湖广填四川”，得名于清代魏源的《湖广水利篇》中谈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在四川历史上有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前期。当然，对于现代四川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来源于明末清初四川战乱对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明代末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给了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就四川而言，张献忠在四川的征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乱使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人口最严重的耗损，四川这个地方人烟断绝，田土荒芜，虎患酷烈。据册载当时四川人口仅8万多人，经过专家修正也不过60万人左右，这对于广阔的四川盆地而言可见荒凉之至。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人口稀少时期，四川的中古时期文化几乎断绝！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窄乡的居民自然有了就宽乡垦种的动力，而清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鼓励其它省的人口移民四川，这样形成全国各地的移民涌入四川的移民浪潮，主要是湖广（两湖地区）、江西、广东、陕西、福建、江南（安徽人、浙江、江苏）移民为主，也有山西、河北等地移民。由于迁入的移民中以湖广籍最多，故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
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重庆的战争尤为惨烈，死伤最为惨重，如果没有人口填进来，那简直就成蛮荒之地了。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本汇编所收资料均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二、“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中国移民圣地之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
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鄱阳瓦西坝,南京杨柳巷和客家人的福建宁化,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四大移民之地,也是寻根之地.其中江西鄱阳县(古为饶州)瓦西坝,全国有两亿人的祖先是这里出去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在元末和明末两次战乱后,湖北和安徽,河南大地因受战乱之害,十里无人烟,而江西饶州远离中原战乱,背靠徽州,有鄱阳湖平原的沃土,得以人丁兴旺,两朝政府均以瓦西坝为集结地,大规模的向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移民,现散居这些地方后人打开族谱,十之八九显示饶州瓦西坝为祖先之地,据考一个安庆府有记载移民就有20万,可以说安庆十之六七的族源是瓦西坝的后人。
《新洲县志•杂录》载有“瓦屑坝考”一文，“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着于瓦屑?。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考饶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载郡志。峰峦苍秀。泛彭蠡者百里外，隐隐可见，延袤起伏，凡十里许，而总谓之尧山。山在鄱江之北岸．南岸有水斜出通江．即所谓瓦屑?是也。”原来，瓦屑坝在古饶州鄱阳县鄱阳湖边的尧山之麓、鄱江之滨。“瓦屑坝瓦屑塞虽不敢遽指是何冈阜，而其东北不越双港，西南不越莲河，断可知也。”可知瓦屑坝大致范围在双港、莲河之间。瓦屑坝也称之为瓦燮玲、瓦屑?，瓦屑?现属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大莲子湖滨的莲湖乡，村落名为瓦燮村。瓦屑坝原是制陶工场。相传姑苏陶人曾在此制作陶器，因避黄巢之乱．复徒吴地。这个制陶工场便成为一片废墟，《姜氏宗谱》称瓦屑坝之得名不应晚于五代之际。瓦屑者，不专指瓦之碎片，亦应泛指所产陶器之破损毁坏者。姜氏迁徙之前，还见到埋于土中残器碎片“其屑坚厚近寸，虽历风霜不泐，土中掘出，则有如盆者，如百壶罂者，如瓮者，而罂为多，间有如今宫殿所用琉璃瓦者。其坌而为阜纡，而为冈垒，而为路迭，而为墙倾、而为崖罗，而为茔辟，而为基艺．而为图；或蚴?如长虹，或从聚纷纭如蝌蚪，或散布如落花、如鱼鳞。乱甓颓垣．绿杨衰草，久与汉寝唐陵，共凭吊于韵歇。烟销日落潮平之外，而风雨所剥．波涛所啮、不知凡几年矣，瓦屑固如故也。”可见瓦屑坝当地陶土质量好，烧制的陶器颇佳，工艺水平较高，故还被选作宫殿营造之用。
瓦屑坝曾是豪门望族聚居之地，“其姓则有余，有陈．有邹．有杨，有王，有赵，有董，有张、有彭……”元末明初，虽有陈友谅军骚扰，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故罹患稍浅，人口未有大的损失。于是朝廷令徙饶州民填实安徽、湖北等地。瓦屑坝水绕山环，堪舆者称其地有风水之胜。瓦屑坝峰峦苍秀，延袤起伏；鄱湖水阔，渺无津涯，而港汊湖滨，皆萑苇芰荷。瓦屑坝人男耕女织，以耕读为本；兼或渔樵，或怀资怀技，游走他乡
江西为何填湖北.
早在唐宋时期，便有江西之民迁居湖北，但人数极少且不成规模。江西之民大规模迁居湖北，发生在明朝初年。古代发生移民的的必要条件是迁出地必须是地少人稠，而迁入地应是地旷人稀。元末明初的战争和灾荒造成的地旷人稀，为湖北接纳大批江西移民准备了条件。湖北曾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发源地之一。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徐寿辉与麻城邹普胜、江西宜春县彭莹玉等人一起发动起义，并在圻水（今浠水）建立 “天完”政权。徐寿辉 红巾军很快发展到百万人，纵横驰骋于长江南北，控制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广大地区。当时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到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至正十三年（1353），元朝廷调集几省军队，对红巾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徐部损失惨重，并殃及湖北大部地区。 朱元璋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也把昔日对元蒙作战的“友军”作为敌军清剿，如对在湖南、湖北的陈友谅余部，便出动大批军队剿灭，并滥杀无辜，这也使当时湖北人口进一步凋落，大部地区几无人烟。对此，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如同治《汉川县志》云：“（元末）川沔一带，烟火寂然，至明初仍是土旷赋悬，听客户插草立界。”又据道光《安陆县志》载：“（元末）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湖北不仅遭受兵灾涂毒，而且天灾肆虐。如《元史•五行志》载：“至正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这类记载见于国史方志谱牒者比比皆是。在移出地江西，自北宋时经济、文化已相当繁荣。梯田在各丘陵地区更为普及；梯田的大量出现，说明可资开发的土地资源已十分有限了。宋代江西政区比唐代增加了一州、四军、三十一县，政区的增加说明户口的增加，这就必然出现人与耕地的矛盾，而到明初时，人与耕地的矛盾己十分突出了，人浮于土的状况在《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条）中亦有记载：“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因此，人与耕地的矛盾必然迫使江西人口外迁谋生。兵燹之灾也使许多人奔走他乡。如民国二年修《胡氏族谱》载：“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赋役苛重而逼使民众离乡背井迁徒他处，乾隆《吉安府志•赋役志》称明代“无名杂用旁见迭出，”仅洪武初常征的赋役就达28种之多！“物粮夫差，百端催迫，至不能存，而窜徙于他乡，民之逃亡，此其故也。”（同治《南昌府志•赋役志》）在苛捐杂税的逼迫下，千千万万的江西移民不得不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远徙至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求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 移民到湖北的江西人，主要来自赣中、赣北诸州县，来自赣南的较少。自元末明初兵燹以来，湖北不仅人口稀少，而且闲田旷土大量存在。故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纪闻》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湖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汉平原水土资源丰富，湖泊众多，交通便利，湖区肥沃的淤积滩地，土质松软，易于耕种。湖北气候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些使之成为明代极具潜力的新兴农业开发区。即便是鄂西、鄂西山区，也因其山大林深、开发较晚，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山林草地。明弘治八年，竹溪知县曾熙曾指出：“荆襄迤西多长川大谷，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聚，去而复来，因其所也。”（《竹溪县志•艺文.》卷12，同治年间刻本.）这些自然优势对外地流民客户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外省人口大举流入湖北，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
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根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移民档案”资料介绍，其分布是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即以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而拓展的。以地区单元而言，鄂东北是明清两朝受战乱之灾而遭致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这里土肥地美，交通便捷，是长江中下游移民迁入流转的必经之地，也是被移民视为理想的创业地。从该区域136族家谱数据中统计，迁自外省的计125族，其中来自江西的有110族，占移民家族的88%。鄂东南与江西相连，是江西移民的首入之区。在鄂东南69份家谱中，记载来自外省者有63族，其中江西籍有49族，占移民家族的78%。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极易开发，最为吸引外省移民。在107族家谱资料中统计，来自外省者有97族，其中江西籍为77族，占移民家族的77%。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自古为交通枢纽，是北方移民南下、南方移民北上必经之地；区域内多丘陵，土地稍贫瘠。在“移民档案”鄂北的15族中，江西籍有11族，家谱样品太少，似难以反映真实历史。但张国雄先生在随州等地实地考察，认为随州江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的80%；宜城约在70%左右。鄂北处于移民结构的过度地带，江西籍移民会少于鄂东北、江汉平原地区。鄂西北山区与川、陕、豫交界，历来“流寓多而土著少”（嘉庆《大清一统志•郧阳府》）。依旧志统计，鄂西北80%是移民后裔，江西籍移民后裔仅占30%。鄂西南是土家族聚居地，自古有“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移民不多。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涌入，估计江西籍移民比例不会少于鄂西北。虽然湖北境内江西籍移民有一定分布差别，但江西籍移民家族占移民总数中的大部分是可靠的。据“移民档案”湖北部分数据介绍，在339族移民中，江西籍有254族，占移民家族的82.5%，这个资料足以说明江西籍移民的数量优势，此数尚不包括湖北填四川中的江西籍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的江西移民 江西籍移民大量迁居湖北，改变了自然资源与人口比例的配置，使自然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我们的始迁祖辈们荜露蓝蒌，以处草莽，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为开辟和重建湖北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许多家谱中都有记载，兹录数则： “（洪武初）自政公亦扶老携幼卜居于黄冈龙丘之北五里庶安乡，其间 土地平旷，满目荆棘。公于是辟草莱，结茅而居。斯时也，播迁之余，无一成之田，无一瓦之覆，环睹萧然，不避风日。公昼则作苦田间，夜则执经一卷，……怡然自守。”（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自政公传》） “洪武戊寅年，三公始迁于楚北黄州黄冈邑，地号玫王竹林，辟土田， 剪荆棘，以立门户。”（民国五年《徐氏宗谱•序》） “黄麻各处久经元末大乱，百里无人，草深数尺，非公斩棘披荆，吾子孙安有乐土哉。”（民国十二年《黄陂周氏族谱•外正事实录》） “我族始迁祖宏魏公原籍江西南昌县铁楼巷，明成化间，移居湖北枝江县东八十里东之古生江湖，……我祖至时，挽草为据，辟荆而居。……开垦之功，犹存口碑。”（民国十五年《甘氏宗谱•枝邑隶籍说》） “我迁祖文炳公当有明洪武之初，冒干戈扰攘之险，忘栉风沐雨之劳，斩棘披荆，肇基楚北，胼手胝足，隶籍玉沙。”（民国二年《邹氏族谱•续谱序》） …… 他们含辛茹苦，创建家园，辛勤劳作，顽强创业，可以说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是一部创业史，每一个移民家族都有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移民先辈们在平原地区广修水利、挽堤围垸，改变了湖河深广、垸少地旷的局面，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湖北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余粮率稳步上升。明清时期，湖北的粮食亩产最高已达6石，普遍达到2石5斗或2石。从洪武初年至弘治的百余年间，经几代江西移民的努力耕作，已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见明弘治时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职官》：“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这也印证了经江西移民的开发，湖北已成为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
湖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很发达。明初至中期，垸田的开发及推广，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使棉纺织业已成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据方志记载，荆州府之棉纺织业已形成专业化生产，应城所出棉布、汉川县的棉花及棉纺织品的产量及销量极为可观，市场营销态式良好。广济的纺织老布，谓之家机布，密厚匀细，远乡争购。由上可见，明代棉纺织业成为湖北广大乡村农户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棉纺织品也因此成为乡村市场最主要的商品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种植历史悠久，更是明代湖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检读《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湖北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至清季末年，湖北羊楼洞成为名扬中外的茶区，著名的通往俄罗斯的茶商古道，起点就在湖北羊楼洞。经过江西移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奋斗，湖北己是富庶之乡。大部分江西移民以耕读为本，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还培养了许多俊贤栋梁之才。如驰名文坛的公安三袁，医圣李时珍，医学家万密斋（明末清初罗田人，时人誉为神医，所制万氏牛黄清心丸沿用至今），首辅张居正、一代名将熊廷弼。清代名臣张鹏翮、地理学家杨守敬、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凡此诸多人士，今己成为湖北历史之家珍！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代人层累的积淀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
江西始迁移民的文化遗存
(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厮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语言甚至地名上都有表现。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等地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一代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城东有地名称瓦屑坝，李时珍的家在就在瓦屑坝附近。这里原是雨湖与袁市湖出水交汇处，设有一渡口。后来为了方便通行，便在这里设了一道堤坝，取名瓦屑坝。可惜这个最能代表江西移民历史的地名现已被取消。至于从江西带来的村落地名，在家谱中比比可见，例如明代原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是始迁者从江西吉安县带来，只因社会变迁而被历史湮没，这些带来的村落名称已不见延用。鲜为人知的湖北客家人也是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居县：即黄安县、麻城县，有客家总人口约15万人，此说得到一些研究者和客家网站的认同。 而落籍麻城县的一些客家先民，陆续迁往周边州县，称为“麻城过籍”。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其中有些移居四川，成为四川客家的来源之一。在风俗方面，从江西迁入湖北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乡人多在祭祖之供品“刀头肉”上插筷，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证明了江西填湖北的史实。 从明初到清末，不断有江西移民迁至湖北，这个为时600年左右的移民潮，其高峰是在元末明初和清代乾隆及其之前这二个时段。只要对湖北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便会感觉到，江西移民对湖北有再造之功！尽管江西移民后裔己成为湖北土著，但是，我们不应忘却瓦屑坝、筷子巷，不要忘记曾经哺育过我们的始迁祖的那片故土。毕竟中国人崇尚血浓于水的情怀！
瓦屑坝,族谱中有"江西瓦屑坝"、"鄱阳瓦屑坝"、"鄱阳桃花渡瓦屑坝"、"瓦屑坝叶家村金鸡岭"等不同的写法,肯定在鄱阳(今作波阳)县。但岁月流逝,瓦屑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的波阳县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名了。我们把目光注视到今波阳县城西面一个叫“瓦燮 ”的村庄,果然在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着“瓦燮”就是“瓦屑”的雅称。“瓦燮”就是元末明初的"瓦屑坝"。瓦燮 今属莲湖乡,离鄱阳县城鄱阳镇(即当年饶州府治)不过一二十里,处于鄱江三角洲,离鄱阳湖的汊湖大莲子湖不过十来里,周围湖泊密布,水路通畅。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在宋代鄱阳县城已逼近鄱阳湖,而鄱阳湖的南部在元明时期正经历一个扩展期,到清代才逐渐因泥沙淤积而有所缩小。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的瓦屑坝是一个濒临鄱阳湖、*近鄱江的聚落和水运码头。瓦屑坝的"坝"应该是鄱阳湖边的一条坝,真正起着护岸作用的坝,聚落因坝而得名。时过境迁,由于泥沙淤积,鄱阳湖逐渐远离瓦屑坝,坝因不再有存在的意义而湮没,瓦屑坝这个聚落名称也被改称为瓦屑(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濒湖县中已找不到带"坝"字的地名,说明防止陆地陷湖和湖水的漫溢冲蚀早已成为历史。今天鄱阳县中带" "的地名不止一个,还有 口镇、 口曹家、南湖 等,所以瓦屑坝之改称为瓦屑 ,也不是偶然的。遥想当年,饶州府属各县的外迁人口沿昌江、乐安河(婺水)及其众多的支流顺流而下,出饶州府城后,在鄱阳湖边的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舟北上。到达湖口后,多数人就近在安庆府属各县定居,少数人或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他省份。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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